“散落民间”的危害不言而喻。
陕西一位基层民警曾向媒体称，他根据多起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王绍礼也确认：“这部分人肇事的特点在于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和残暴性强，增加了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服务和管理的难度。”
高昂医疗费曾被认为是一大入院“门槛”，但多位专家向记者证实，在病情稳定期，一年所需治疗费不到2000元，即使用最好最贵的药，每年也不过2万～3万元。
但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由于观念和财力所限，精神病患被“居家关锁”或“流落街头”等现象，仍在不时上演。
“病能有医，疯能有控”是一种公共责任
医院之外，社区、公安等能否肩负起管理之责？
“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有些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过社区进行接治、管理。”唐宏宇表示，“而且，对精神病患的干预是一个持续过程，不能‘一入院就稳定、一出院就放羊’。长期随访、跟踪、管理机制，只有社会力量能做到。”
有关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中，有80%需要终身康复治疗。而由于缺乏持续性和前瞻性，往往出院后又出现伤害行为，“而且比第一次还要重，直到不可收拾”。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多位专家呼吁。
在王绍礼眼中，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患者发病时，第一时间到专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待两三个月病情稳定后，一步步转到康复医院；最终，转到社区去。“这里，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无缝交接’的，确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机构间顺利传递，并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管控。”
为此，卫生部在2006年，就已牵头启动了“医院社区一体化”试点。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弘介绍，截至2011年4月，这一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而确立的管理模式，已覆盖了全国160个市（州）、674个区县、3.3亿人口。为28万例重性精神病患登记、建档，肇事率也从最初的4.8%，下降到第5年的0.5%；肇祸率从1.5%下降到零。
“对精神病患的管理最终是要回到社区，以社区管理为中心，这是趋势。”唐宏宇认为。
各省区市也在做类似尝试。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看到，江西、福建、湖南、吉林、浙江等省，均在走各部门“协同作战”之路。以江西为例，今年财政拨出660万专项资金，用于重性精神病患的收治管理工作。其公安机关通过分户走访、摸底，“排查”此类人群，并进行信息采集、风险评估、落实监护责任等工作；卫生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患的监测，督促医院做好鉴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门负责流落社会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
在一些省区市，还为贫困重症病患设立了“住院救助基金”。
“整个协作网正在建设，但还没有建成。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双向转诊通道还没有完全理顺。”这是王绍礼概括的当前“弊病”。
他认为，医院为这类病患建立信息库后，即使其出院回家，“社区管理者也能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迅速去跟踪随访”。但由于社区力量跟不上，财力投入有限，“目前，即使在北京，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把病人信息通知到当地精神卫生防控部门去，能不能‘落地’不敢说。”
李玫瑾还强调，干预不应止于重性精神病患，抑郁、焦躁等一般心理疾病也应被纳入。
有心理医生曾提示：“如果社区都能建立一个心理干预机构，如果案发前，当事人或邻居能有渠道给社区专业人员打个求助电话，也许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李玫瑾认为：“精神出现异常的人，最先发现的应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失去功能，邻居及社区人士往往能够发现，他们要及时送病患去医院或报警。如果医院在接诊每一个病人后能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公安机关在处理每一疑有精神问题的嫌疑人案件时，能够及时与医院进行联系沟通，就能建立家庭、社区、公安、医院协作机制。”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