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获自由后，周文召重返“大安收费站”，看到房间地上遗留的被子。
“去哪？”
“到外地”。
临走时，周文召回望妻子，“过几天就回来”。但夫妻再次团聚，已是两年零7个月之后。这正是张梅的刑期，罪名是“私刻公章与伪证罪”。
实际上，周文召前脚被带走，“很多人又涌了进来”。张梅回忆，当时办案人员要房屋的结构图，她未给，并要对方出示搜查证，对方答：这个你不要管。当晚办案人员对其家进行了详细搜查，很多物品被扣押。
当日凌晨2点过，张梅也被带走，“当时也不知在哪，有四五个人看守”。
这时周文召已经随车在成渝高速永川大安站下道，拐进老成渝公路原“大安收费站”。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戒备森严、灯火通明的阵势，在一横幅白纸上，有“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字样。周文召被带到一栋旧楼的二楼，另外的人接管了他。
据周文召了解，重庆指定的“双指”地点为江北区的石子山上，“这是个私设的场所”。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周文召重返这里，从其拍摄的照片可见，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墙上残留的“罪名分类表”的“受贿罪、诈骗罪、行贿罪”字样。
部分亲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重庆打黑时类似这种场所有24个之多，著名的铁山坪、沙坪坝榕湖宾馆等都属此列。这些场所的出现，主要是当时抓人太多，人满为患，被迫陆续启用一些新的场所，之后发展成为各个专案组的“外讯基地”。
上述一切在重庆官方的文件中均无从查证。在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2009年10月10日出具的“抓获经过”中，只载有“2009年8月11日22时许，重庆市‘091’专案组侦查员王世平、李彦对犯罪嫌疑人周文召执行拘传至永川市公安局接受审查”。
在周文召的记忆中，8月8日凌晨被带到“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后，当晚开始便有24名武警轮班看守，两人一班、“两小时一班”。第一天晚上在破凳子上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中午，武警送来了折叠床与军用被褥。此后3天，直至“8月11日晚”，一直无人问津。
张梅此时的经历则悲惨得多。她回忆，被带走后，由于身患甲状腺癌，8月8日白天病情发作，全身抽搐，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被押到特别审讯室，坐上“老虎凳”，戴了脚镣手铐。
“知道文强被抓了么？”
“不知道。”
“文强已经被抓了，不要靠这棵大树了。”
此后，问题便一直围绕与文强相关的经济问题展开，而是否帮“文强藏东西以及检举文强”则成为问话的重点。从“8月11日晚”开始，周文召也开始了与妻子类似的经历。周文召称，当晚12点左右，七八个人涌了进来，为首正是郭维国。
“知道文强被抓没？”
“不知道。”
“明确告诉你，文强被我们抓了。通过这几天考虑，你要把违法犯罪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然后检举文强。明确告诉你，抓你是因为你站错队，交错友，跟错人！”
……
查阅周文召以及张梅的案卷，并无记载上述内容的笔录存在。对此，周文召与张梅认为，“从一开始，抓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文强，我们最终获罪都与文强无关，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会出现在笔录里。”
“外训”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
周家与文强两家关系交好，在重庆市公安局尽人皆知，文强儿子至今仍称周文召夫妇为干爸干妈。周文召对此也并不回避。
所以，当文强在2009年8月6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周文召也曾想过自己迟早要接受调查，只是没想到会有后来的遭遇。
周文召称他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也是不少重庆打黑亲历者对办案机关的共同指控。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樊奇航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过程中，朱明勇律师拍摄的会见录像显示，樊奇航“曾被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铐得太久，以至于手铐嵌进肉里，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取出来，我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一截舌尖自残。”
2009年10月15日，在被“外训”至榕湖宾馆后，周文召自认“厄运到来了”。他回忆，当时坐在不到0 .2平方米的特制铁椅上，被套上“又厚又臭”的黑头罩，双手上竖平端、双脚后撑，身体被重达六七斤的铁镣铐固定在椅子上，对面是高强度的炽光灯不分昼夜地照射。
只见于影视剧中的这一幕，如今已是一场难醒的噩梦。“手脚分别铐在椅子上，两只手只能竖立平端于椅子和扶手之间的枷锁横档上，两只脚踝套扣上椅子前腿。”周文召说道。
睡觉是不被允许的。“困的时候，审讯人员用随手抓到的东西敲头，甚至用背包带狠狠地勒住前胸向椅背靠，或用双手不停地摇你的头，不让睡，半夜冷时就将房间冷气调到最大，拼命吹”。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当时只想找个机会自残，真是生不如死”。
吃饭也是要看审讯人员的心情。最开始每天只给一小碗方便面，再后来就是审讯人员吃剩的东西，即便如此，肉也是要被挑出来倒掉的，“只有青菜”。抽烟是一种奢望，哪怕是审讯人员抽剩的“烟屁股”。实在忍不住，“就跟审讯人员说抽根烟，可以理清下思路，也好交代些问题”。
忆及此处，周文召双眼含泪，长时间哽咽不语。
针对以上说法，一名在打黑中功勋卓著的专案组成员表示，就细枝末节而言，刑讯逼供也好，不该获罪而被司法审判的也罢，都是存在的，“但不是大面积”，“审讯是一门艺术，暴力逼供是最低级的，为人所不齿。打黑主流毕竟是好的，老百姓是拥护的”。
不过，多名警方内部人士透露，2009年9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涉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被专案组从市公安局会议现场带走时，王立军一脚踹向彭的膝盖将其踹倒在地，彭爬起来时，王挥掌劈向彭的天灵盖，彭长健当场小便失禁。
因为患有癌症，张梅需要每天打止痛针，医生也不建议提讯。张梅因此没有受到“外训”待遇，但坐“老虎凳”是难免的。所谓“老虎凳”，此前系监狱系统为极度危险或情绪不稳定的罪犯准备的临时看护用具，重庆有大概120台左右。
“其间不准上厕所，我走不动，也不准扶，只能走几步蹲下来”，张梅称，“每天提讯，轮番轰炸，有时就用轮椅推出去”。看守的警察看不过去，会偷偷给她东西吃，也会给些葡萄糖水，“之前还有管教干警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无论你在何方，有一群警察默默为你祝福。”
获罪周文召一家共计6人被抓，其中5人分判10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专案组一直要周文召承认“与文强结伙作案”。被拒后，专案组于当年11月7日再次将张海泉从看守所接到“基地”，“又是3天3夜的轮流审讯，其间不给吃喝”。“你认一个5000元的，不论是行贿还是受贿，我们都好交差”。
周文召没有认罪，最终以私藏弹药罪被判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