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
“82宪法”颁布的那一年，王人博第一次在图书馆里因为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而“眼前一亮”。那本书的名字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作者顾准。而在此前，王人博的阅读爱好集中在哲学领域。后来，他先后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他逐渐开始思考，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宪法到底是什么。“民法、刑法，管老百姓的法律太多了，为什么当官的就没有人管呢？宪法就应该是官员头上的紧箍。”王人博意识到，宪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分权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限权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权利。
毕业后，王人博留校任教，讲授外国宪法。那时候，他很好奇外国宪法“究竟长什么样子”，结果无意中发现，被很多同学当“厕所纸”来用的学校发的参考资料里，居然印有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
打那以后，这位年轻的宪法老师一上课，便先要背上几段《独立宣言》再进入正题。学生觉得“很过瘾”。直到20多年后，还有学生对王人博说：“我还记得你讲外国宪法时候说的话。”
在重庆教书的时候，王人博常常去沙坪坝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破不堪，但墓碑上刻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文革”武斗中的死者。路过红卫兵墓时，王人博常在想，这个国家要是没有宪政和法治，悲剧还会上演。
但令王人博伤感的事情仍不时发生。很多刚进校门的学生一年年地重复着当年他自己对宪法课的不理解，他们对宪法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政治课本上“国家机器”那一章的定义，习惯于将宪法当做政治文件、政治纲领对待。一个毕业生至今清楚地记得，王人博曾在课堂上提起自己当年做学术期刊编辑时的经历，他改法学学生的投稿，光是把“法制”改成“法治”，一年就要改几百次。“这显然是一件让他感到很无趣又很难受的事。”这个毕业生说。
在2003年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王人博参与过3年特长生加分考试评审工作。
在考生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孩子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有教授问了他一个有关强拆的案例，让他谈谈看法。结果男孩讲道：之所以闹这么大，就说明政府还不够强硬，太软弱。
当时，王人博忍不住开导他：“孩子啊，你不能这样看，咱们都是普通人，但政府是个强者……”没等他说完，男孩子抢话道：“老师，能允许我用另一套话来说吗？”
“我觉得特别悲哀，年轻人完全没有原则，老师认同哪一套就讲哪一套，只要能加上那20分。”这件事让王人博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后来，他退出了那个招生小组。
对于王人博的困惑，焦洪昌有着另一个角度的体会。十几年前，他曾受邀参与中小学思想品德课本的编纂工作。当时，他们翻阅了大量国外教材。他发现，国外与宪法有关的讲授通常从小学就开始，而侧重点往往是“政府是怎么来的”、“公民为什么要向政府纳税”、“这些税用来干什么”这样的问题。
但在国内教材的编纂过程里，涉及法治的内容时，整体指导思想是“怕小孩学坏”，“别违法别犯罪，别走向黄赌毒”。这种以守法为教育核心的方针被称为“筑坝工程”。
“相对应的，宪法便只能是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焦洪昌无奈地说。
事实上，每到新学期开学，面对大一新生的时候，王人博都不得不说这样一句话：“我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要把你们之前脑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
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硕士回忆听王人博讲课，“感觉不到时间在跑”。他没有板书，不用PPT，只带一瓶冰红茶和两包烟上课，坐在那里就聊，渴了就喝冰红茶，课间就抽烟。
那位毕业生还记得，王人博的学科论文打分不高，曾给过自己83分，已经是全班最高分。那时候他大一，论文的主题是讨论“宪法的本意不是主张有限政府吗，为什么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却设计了全能政府？”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思考“真问题”。
还有人记起，王人博在讲到法院是否应该拥有违宪审查权以制衡行政权力时，幽默地说：“我跟姚明都打篮球，非让我制衡姚明，我能制衡得了吗？所以要吃点药，催生啊。”
另一年，王人博在课上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一个强拆的故事。房主老人拿着一本《宪法》挡在推土机前，每个跟他有关的条款都画了好几道，门口插着的国旗上也写着宪法的条文。
“真正热爱宪法的人应该是老百姓。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宪法会和你们有关起来。”王人博讲起这些的时候，学生使劲地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