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校园里刻有“法治天下”四个字的石碑旁，偶尔有几个捂着耳朵的学生跑过。主教学楼门前挂着“中国政法大学82级相识30年”的红色条幅，不时在寒风里发出“哗哗”的声音。
这一天，宪法学教授王人博在学校的报告厅里作了一场与宪法有关的主题演讲。法学院的副院长焦洪昌正从南昌飞回北京，他也刚结束一堂宪法课，听众是南昌市五套班子的成员，题目是“在尊严中感悟宪法”。同样毕业于这所大学的律师刘星红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直到9点多钟才想起央视应该在播“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打开电视机时，最后一个领奖者已经下台。电视机上方，挂着一幅肖像油画，那是她的丈夫蔡定剑，两年前去世。他也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被誉为“中国宪政民主的推动和践行者”。
这3位教授命运轨迹的交叉源自中国法治的起步。“文革”之后，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早的一批法科学生，都以宪法为研究旨趣，并最终聚首在这所以法学闻名的学府。
当天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法制宣传日。30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对这些宪法学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称这一天为——“宪法日”。
“法”字我会，“宪”字怎么写？
对于王人博来说，普法可以从一根烟开始。
“小伙子，懂法吗？”有一回，王人博站在小区门口跟保安一块儿抽烟，随口问道。
保安只有20岁出头，他说：“懂。不杀人，不放火。”
“那你知道宪法吗？”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小保安回答，“‘法’字我会，‘宪’字怎么写？”
王人博在手掌上比画出宝盖头和“先”字，“小伙子你记住，宪者为大，咱们中国人起名要是带这个字，就说明他在兄弟里肯定是老大。”
小保安点了点头。
“一定要记住啊，宪法，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法。”王人博怕他没听进去，又重复了一遍。
“我想告诉他，宪法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它关系到我们的房子能不能被拆，关系到我们的土地能不能被征，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这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时，54岁的王人博苦笑着说。
到今年，他教宪法已满29年。在这29年里，他问过很多普通人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洗脚妹，大部分人的答案和小保安一样。
他也会问一些高校学生。学生往往知道宪法，能背出它是高中政治课本上的“根本大法”，甚至还能记得颁布于1982年。但当他再追问，宪法到底规定了哪些条文是和你本人直接关联的，大部分人则“什么都不知道”。
每当这会儿，王人博都“挺难受”。他知道，学生是从骨子里觉得宪法跟他们没关系。
而事实上，在王人博的学生时代，逃得最多的也正是宪法课。
那是1979年，王人博从山东莱西考到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先后于1954年、1975年、1978年订立过宪法。在刚刚结束的“文革”中，1954年宪法被1975年宪法取代，各级人大被解散，法院、检察院被砸烂，革委会取代国家机关管理国家，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直到1978年宪法颁布，依然坚持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指导思想被写在宪法里。
那时候，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宪法老师一张口就是“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这总会让王人博想到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和苏联的“马钢宪法”。于是，逃课就成了他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