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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堤花园口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政府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
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
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
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
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