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
政府介入开启淘汰机制
童年家住平谷的李小姐是1976年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她进了一所公办幼儿园。李小姐说，那时她们在幼儿园基本以玩为主，除了孩子间互相打闹一下，老师也会经常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我记得特清楚，老师带我们种黄瓜、浇水。黄瓜熟了，大家一起分着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了第二次幼儿园的兴建高潮。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幼儿园已经迎来了资源最鼎盛的时期。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仅北京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入园率超过40%。
“当时幼儿园的软硬件水平非常低。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没有统一的办学标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接受采访时曾如此表示。
在当时，庞大但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已经开始被城市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开始对各种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并于当年颁布了《北京市托幼园所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及细则(试行草案)》。
“这次分级使幼儿园收费有了差别。”范佩芬至今还记得，当时政府提出幼儿园水平不同、规模不同，收费也要有所不同。分级机制也开启了幼儿园的淘汰机制。首先淘汰的是“五八式”街道幼儿园。“景山一个社区的3家街道幼儿园，关闭了两家。”北京第二幼儿园园长铁艳红说。分级分类管理的另一个结果，是产生了一部分高过社会平均水平的优质幼教资源。
【上世纪90年代】
保育费不够开收赞助费
1987年出生的沈艺，2岁4个月大时上了离家不远的解放军报社幼儿园。
与上文的两位“前辈”相比，沈艺的幼儿园学费涨了不少，每个月要70元左右。当然，她也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
虽然是一所二级一类园，但由于是单位办园，幼儿园的条件非常好，四个班的孩子在一栋二层小楼里生活。沈艺至今仍念念不忘当时每天必吃的珍珠小丸子、可口的烧麦以及每天中午的两颗大红枣。
沈艺念念不忘的“珍珠小丸子”，与当时幼儿园的发展有关。
上世纪80年代末行政力量通过管理规则，对幼儿园进行筛选淘汰后，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幼儿园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1990年，北京有托幼园所4793所，到了2009年，北京的幼儿园总量减少到1266所。“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后，一直到2004年，人口都是在下降。”张燕说。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对幼儿园的教育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幼教市场自此萌芽。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幼儿园收费中出现了“捐资助学”的项目。“光靠孩子们交的几百元保育费，不能完全支撑幼儿园的发展，只能靠收取赞助费运行。”范佩芬解释说。由于收取捐资助学费是建立在家长和学校双方自愿的原则上，因此没有纳入物价部门的管理范围中。范佩芬说，最早赞助费也就是三五百元，随着物价不断上涨，赞助费也水涨船高。
2000年，北京市第一幼儿园作为体制改革园，进行了收费上的改革。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说，园里没有执行当时规定的每月230元保教费，而是自行调价到每月600元保育费+150元特色费。“除了这个，我们不收取任何赞助费。”改革不到两年，感觉“幼儿园发展艰难”的冯惠燕决定恢复收取每月230元的保教费，另外再一次性收取1万元赞助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