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磊
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程维高发现，李真“同有些中央领导的秘书关系较熟”，“感觉这个人聪明，吸收新鲜事物快，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处事能力”，而且，吴庆五也大力推荐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对中纪委的调查具有很强的埋怨情绪。这种态度，说明我当时已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晚年的程维高，很大的怨气是中纪委对他定性“违纪”，而在舆论上，他被刻画为一个腐败分子——“许多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远远超过对高级干部中一些经济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实，我也无话可讲，但许多媒体的文章中90%是伪造、编造的，凭主观臆断炮制出来的……”
这种说法，有些武断。
事实是，作为被报道的主角，没人采访过程维高。检索一下当年的报道，包括厚厚的3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录》、《我告程维高》、《李真盛衰记》，无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维高这一块。
“其实我们知道，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这所有都涉及程维高的报道里，他的‘声音’是缺位的，甚至我们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就是现实？”一位资深媒体人这样发问。
幸好，程维高去世后，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留存了下来。本刊在常州采访期间，见到了这本带有自我辩护色彩的回忆录，也见到了一段程维高与河北的陈年往事。
进入河北：与一把手的矛盾
程维高是1990年7月，在辽宁、河北、河南三省长“转圈交流”中，从河南平调到河北的。之前，他对河北“知之甚少”，而这片京畿要地的复杂性在于，它是革命老区，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维高，和友人们讲过一个故事：西柏坡重建纪念馆，河北省向中央要钱，报告打上去，一直没结果。没想到，一个农民跑过来，说我可以帮你们要到钱，后来还真给这人办成了！
这个故事，被程维高和他身边的很多人解读为，河北人神通广大，很多干部都是“房屋顶上架天线”。
在这种情况下，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后来，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