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工作时间，更大压力源于客人的不尊重。“有些客人难伺候，喝醉之后不讲理，我经常挨骂，只能赔笑。”潘培焕轻轻揉了揉脑袋，挤出一丝笑容说，不久前，一个中年男顾客喝多了，结账时非缠着要打折，她也搞不清自己哪一句话得罪了对方，竟招致一拳重击。“头顶鼓出一个大包，我哭了好几天。”
另一些压力来自远方。李帅军从江西跑到上海，还当上了服务员，家人时隔好几个月才听说。“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老家的亲友大都看不起。”潘培焕和李帅军一样，也隔了很久向家人坦白，而杨音和米平的父母，直到今天还被瞒在鼓里，以为孩子在上海的工厂上班。“爸爸妈妈相对好沟通一些，只要我们过得好，他们总能理解，其他亲戚朋友的异样眼光就没办法应付了。”李帅军坦言。
在老家生活成本较低
上海生活成本较高，好在服务员都享受包吃包住，应能省下大部分开销。但除了李帅军每月能存点钱，其他3人都是“月光族”。
“在老家想花这么多钱，也没地方花。”潘培焕经常逛街，每个月会买两三件新衣服。光顾最多的，是特步、贵人鸟等国内品牌专卖店。她很少去国际品牌专卖店，“买不起，两件衣服就能抵一个月工资。”她也不喜欢去邻近的七浦路淘便宜货，因为“购物环境太差，有时会遭到店家冷言冷语，又不能试穿，万一尺寸不合适，钱就白花了。”
固定开销，还包括买护肤品和吃零食，男员工则多去网吧消费，米平就是网游达人，网吧去得比宿舍还勤。即便不出门，几位服务员只需掏出手机，就能随时上网。手机几乎全是智能机，无一国产品牌，基本每年换一部。“10元70兆流量”月套餐不够用，米平一个月手机上网流量费起码30元。
“如果说来上海打工，只为锻炼自己，积累经验，那是假话，首先考虑的还是挣钱。”李帅军说完，其他三人频频点头。但与父辈迥异的是，挣到钱之后，他们不必每月寄回家，不用像上一代人那样，背负养活全家的重担。“农村条件越来越好，老家生活压力不比以前，父母不指望我们养家，只要别找家里要钱就行。”李帅军笑言。
话题3
为什么想离开上海？
向往自由，不愿拿死工资
4个服务员都打过辞职报告。
去年2月，李帅军辞职，没找到合适的下家，半个月后“好马吃回头草”，重返原岗位。去年8月1日，这个酒楼里唯一的大学生服务员升职了，任2楼领班，能管20个服务员。换上更体面的制服，涨了几百元工资，但内心想法，却和刚入职时一样坚定：“不想在这行做太久，明年的今天，估计你在酒楼就找不到我了。”
店长助理是许多服务员羡慕的对象。“他也来自外地，从传菜员做起，勤奋努力，花12年升了4级。干我们这行，升得太慢，只能慢慢熬。”李帅军说，“就算升到店长，也只是为老板打工，拿死工资。”他想，不如打几年工，攒些本钱，再回老家做小生意。“哪怕亏本，大不了从头再来。”
米平入职一年多，已记不清写过几次辞职报告，起初半年每个月写一封，都没获批。他最近已与家人和解，决定今年五六月份回老家，帮父母一起做生意。
5年前第一次到上海，小米有一位同学和他分到同一家企业，任班长。“一条流水线分几个班，他是班长，归线长管，因为我证书多，成绩比他好。”那位同学一直没跳槽，如今已升为车间主任，“月薪五六千元。”听说同学稳步发展，米平直言并不羡慕。“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自由。”
学好手艺，回老家再发展
一次喉部手术，使杨音的嗓音变得低沉沙哑，她无奈转岗到吧台，成了酒水发货员。“每天领货、做账，再发酒水、榨果汁、洗杯子，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流水线上，没意思。还不如去前厅当服务员，至少可以整天和人打交道。”
现在杨音还是做得不开心。去年9月，她刚领第一个月工资，就打了辞职报告，没得到批准。她当时暗自盘算，最多坚持半年，如果在上海学不到一门手艺，就回老家。姐姐杨阳刚从平面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她想跟姐姐学技术。
每月15日发工资，再过2天，将是杨音最后一天在酒楼上班。虽前途未卜，但她去意已决，“反正要学手艺，比如做点心，学平面设计，只有掌握一技之长，才看得到前途。”
有几个姐妹，跳槽去了酒楼附近的七浦路卖衣服，只为了每月多挣一两百元。杨音和潘培焕想得更多。去年10月，小潘辞过一次职，回云南老家，发现妈妈去哥哥家帮忙带孩子。最亲的人不在家，她倍感无聊，没多久便重返酒楼上班。潘培焕确定，自己在酒楼做不长久，她对美容行业最感兴趣。“学做美容，推销相关产品，比较适合女孩子，我正抽空跟朋友学，以后回老家应该会有发展空间的。”
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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