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阴堂老照片。图中右一为赵凤昌。
记者 林环 张骏 周楠
从南京西路拐进铜仁路,没几步就走到了南阳路,这是一条幽静小马路,两侧点缀着酒吧、咖啡馆,安静中透着休闲,与繁华时尚的百货金三角“梅恒泰”仅一街之隔。
鲜为今人所知的是,在这里,曾有一幢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与百年前那翻天覆地的一刻息息相关: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礼仪,随后颁布《逊位诏书》。
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
第二天的《申报》第二版,在最显要的位置发表了一篇名为《今岁之新纪念》的评论:“此一岁之事实,辟夏商以来之创局。由专制而渐趋于共和,惊波骇浪,变故横生,惶惶乎。过渡时代之壮观,颇足以注射吾人的眼帘耳鼓间。”
专电一栏,则特别用加粗的字体写道:“清廷逊位诏书今日(廿五)(注:2月12日)已下。”
百年时光转瞬即逝,而惜阴堂的身影,也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是在这里,南北双方达成清帝退位的密约;也是在这里,清末状元张謇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初稿。
上海与“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20日的《申报》,在名为《中国光复史》的栏目下,特别援引了“西报记第一日议和情形”:
“大陆报云十月二十八日(此为旧历,应为1911年12月18日)下午,中华民国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与清议和使唐绍仪,各携参赞,在大马路议政厅密议媾和条件,历4小时之久。”记者由该会某参赞处探悉伍君曾向唐君提出民国要求各款如下,第一条便是:“清帝应废”,“代以共和政体”。
这一历史性的场景,便是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首次会谈——武昌起义后,随着各省相继光复,清王朝已处分崩离析之状。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等所著《中华民国史》记载,“清政府为继续挽救危机,一方面于1911年10月30日下罪己诏,表示治国无方,要继续实行宪政;另一方面,决定接受袁世凯的条件,借用袁世凯的实力反击革命力量。11月1日,清廷宣布,袁世凯继任内阁总理大臣,由此,袁世凯全面控制了清政府的军事、政治大权。”
此时的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双方原定在汉口举行谈判,但最终,地点定在上海。
对此,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解释:“这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有关:上海处于江海之会,南北之中,当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以及人赖以活动的体制。”
谁是“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据《上海近代史》中记载,“张謇、赵凤昌等东南立宪派为了便于施加影响,坚持改在上海。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同样想操纵和谈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12月2日,有影响的英国商人李德立致电袁世凯,请他指派全权代表来上海谈判。10日,李德立又致函湖北都督黎元洪,称在上海议和最属相宜。17日,北方代表唐绍仪等人抵沪。”
这些人中的关键人物赵凤昌,当时就住在上海。他曾做过张之洞幕僚,与湖北新军领袖关系密切,而赵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府中的高级幕僚,赵凤昌与袁世凯也关系甚密。不过,虽为立宪派代表,其时,赵凤昌的立场已悄然发生变化。赵凤昌之外孙、94岁高龄的杨小佛告诉记者,武昌起义后,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赵凤昌,曾分别致电清廷要员、旧友唐绍仪等人,电文结语都是“以保将来中国”,可见赵凤昌对清廷已不大抱希望。
“租界也是重要因素。”杨小佛用“微妙”来形容“租界”。“在租界谈判,不管是旧官僚、立宪派还是革命党,言论比较自由,人身安全也靠得住。”当时赵凤昌和张謇正是通过英国驻沪领事,向英国公使传达了在沪谈判的建议,由英国公使转达袁世凯方面。“袁世凯对洋人还是有几分忌惮,乐得接受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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