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鲁克墩2、3号遗址全景（南向北）
考古的惊喜
即便是被盗掘后废墟一般的遗址，在内行人眼里，依旧遍地惊喜。同行的新疆文物局局长盛春寿，短短几分钟，就在沙土里发现了一块织物残片，两指宽，一指长，浅黄色，麻花辫纹路工整得像机织产品。他激动不已地说：“你看它的纹路，精美程度，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在内地是保存不下来的，也只有在沙漠这种干燥环境里，才能保存得这么好。稍微装裱一样，就是一个可以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接下来还有更多惊喜，更大的丝织残片、麻织物、毛毡、木碗残片和木篦子残片。还有人捡到一块暗红色闪着光泽又有铜绿的“石头”，盛春寿一眼就看出了门道，“这是烧陶的炉壁的结晶”。眼尖的史燕还找到了两块壁画残片，硬币大小，虽然看不出图形，但白底上的红色花纹依旧鲜明。
“可惜，太可惜了。”进入遗址区，盛春寿就没有停止过感叹，他太清楚达玛沟遗址群的价值。他在新疆大学本科学的新疆地方史，80年代毕业后就留在新疆文物部门，后来攻读的是文化遗产，博士论文就是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一直从事新疆的地方考古，从80年代末开始，足迹踏遍新疆，用同事的话说：“别问他去过哪，该问哪还没去过。”盛春寿说：“从整个新疆的视野来看，和田地区也历来是文物重点区域，而达玛沟，是和田佛教遗迹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一旦有发现，就一定是宋代以前的遗址。”
达玛沟的价值，巫新华在他的考古报告里有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古代的和田地区，也就是于阗，是佛教传入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佛教，到公元5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成为古代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策源地。从魏晋到隋唐，这里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达玛沟在两汉之际，是西域绿洲小国“蓖摩”所在地，后来被于阗国所并，在和田塞语、藏、汉文献中记为“坎城”和“媲摩”，城址可能在如今的老达玛沟卡纳沁古城。和田地区中古时期地名，和田塞语中有使用梵文借词的历史背景。“达玛沟(Damago)的名字，Dama一词，可能来自梵文借词Tarma，就是佛法，源自印度古代语梵文Dharma，Go则可能是一个表示地名的词缀，如此一来，Damago很可能是Tarmago，意思为佛法聚集之地。”这里的佛教香火，在公元10～11世纪，喀喇汗王朝推行的伊斯兰圣战胜利后彻底断绝。“近千年后，达玛沟的重要遗迹和资料重新被揭示，对于学术界、佛教界都是一件大事。”
巫新华与盛春寿凑巧是新疆大学的本科同学，不过他学的是维语，留校任教6年后，考到北大读研。他有语言天赋，除了维语、突厥语、哈萨克语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还进修了德语和日语，也因此被季羡林看中，钦点他从历史系调入东方学系学习梵文。巫新华本来有机会直接读博，继续跟随季先生研究古代突厥语，但他选择了到中国社科院攻读考古。他对于自己的选择很坦白：“一个可能是我天生的喜好户外，觉得考古队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更为直接；另一个是现实问题，90年代初，如果我选择古代突厥文研究，可能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1997年毕业后，巫新华留在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新疆考古队。
2002年，巫新华带着自己的团队完成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的考古挖掘，这个方形像殿佛寺，面积不到4平方米，又称小佛寺，名列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它的价值在于，“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目前所发现的中古时期最小的佛寺，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所发现的佛寺中，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形式的佛寺”。存留的精美壁画，成为“于阗画风”的实物样本。不仅如此，这一次考古发掘，在巫新华看来，也是“沙漠绿洲地表佛寺系统的第一次自主考古”。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早在100多年前，西域腹地就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在累积了大量东方学的知识后，深入西域，完成了探险、考古和盗宝的一系列过程。不得不说的是斯坦因，他先后4次到达和田，第一次从克什米尔西来，就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指南，在当地官员的协助下深入达玛沟腹地，发现了丹丹乌里克等一系列遗址。他不放过任何文字记载和传说，把达玛沟水系从北到南的筛查了一遍，最后打包带走的文物有数千箱。
丹丹乌里克是达玛沟水系的最北端，也是目前遗址达玛沟遗址群的最北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盛春寿回忆，在斯坦因之后，100年里再没有人到达过丹丹乌里克，直到90年代石油勘测，新疆考古所的人作为监护随同到达，记录下具体坐标。而正式的考古，是2002年的中日联合项目。这个联合项目，由日本僧人小岛康誉出资赞助，中方7人，日方8人。2002年10月底出发，在16名后援人员帮助下，借助41头骆驼，在沙漠行走3天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盛春寿是其中之一，他记得非常清楚：“丹丹乌里克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不远，但根本无法直线过去，要进去必须开车到克里雅河95公里的地方，过河再往西走35公里。事先就要租好骆驼，在过河的地方等着，水漫过骆驼的大半个身子，坐在上面要蜷着腿。3天骆驼骑下来，下了地腿都合不拢。”
那次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一幅被称为“东方蒙娜丽莎”的佛寺壁画。盛春寿回忆：“很意外的发现，自从斯坦因之后，丹丹乌里克的考古没有真正开始，我们根本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带的工具和设备也不够。发现之后我们根本带不走这幅壁画，它太软了，拿起来很容易损坏。可是往外走的时候，越想越不放心，当时我们从村里带了3个驼工进去牵骆驼带路，我们害怕自己前脚一走，后脚驼工就被利益诱惑带着盗墓贼进去。头天回去，第二天我们就紧急开会，做了预算，大概要十几万元，当时也没有专项资金，我们赶紧安排了这笔经费。两天之后，考古所的人就带着保护设备进去，底板啊胶啊都带上了，现场加固，骑着骆驼把这幅壁画完整地带了出来。”
丹丹乌里克的交通至今也没有太多变化。在盛春寿看来，“丹丹乌里克和原沙，迄今都是新疆最难到达的遗址，比楼兰和尼雅困难得多”。在策勒县人大党组书记江广新的记忆里，丹丹乌里克都一直像个传说。“第一次听说是80年代，我才20多岁，年轻，什么都不懂，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拿着一张英文地图来寻找，说是斯坦因的记载，结果只能走到老达玛沟；后来就是中日联合科考那一次，他们成功到达。再后来又有一年，策勒县委书记想进入丹丹乌里克，结果文体局的图勒车只走了27公里，就再也没法过去，退回来修车花了1万多块。”
丹丹乌里克作为达玛沟遗址群最北端的坐标，目前无可置疑，而小佛寺的发现，带来了拓宽遗址群南端范畴的惊喜，从这里开始的达玛沟水系南端，是斯坦因和其他探险家从未发现，也从未染指的区域。“达玛沟遗址群有一个特点，一旦发现一个遗址，就不会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一个片区。”巫新华的判断从2002年开始不断得到印证，达玛沟遗址南端的范围，不断延展，仅在托普鲁克墩，陆续发现的就有2号和3号佛寺，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往北一点新发现的是喀拉墩，再往南，是喀拉卡勒干。
这次的达玛沟文物案里，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遗址，只有托普鲁克墩1、2、3号佛寺遗址。2007年8月，原址修建的小佛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和田腹地的第一个沙漠遗址博物馆。2号佛寺和3号佛寺也被纳入博物馆的整体范围，考古还在进行中，考古作业面搭建了保护性房屋，和博物馆一样有人24小时看守，也可以供游客参观。与之毗邻的喀拉墩1号遗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里2006年被发现，进行了初步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因为条件不成熟，采用了回填的方法予以保护。2011年初，巫新华刚刚申请到这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执照，做了修路搭桥等各种前期准备，5月份开始发掘，“挖开了才知道，全部被盗空了”。这结果实在让他恼火，“盗墓贼的动作太快了，太猖狂了”。被称为“3·27”案的达玛沟文物盗掘案破获后，策勒县公安局追缴回来的3500多件文物还提供了另一种信息，巫新华说：“有些文物似乎来自丹丹乌里克，连沙漠腹地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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