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底线思维，
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三期叠加”的新时期，我国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矛盾。
主要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食品药品质量堪忧，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等突出问题仍没有缓解等等。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工作总基调。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要看到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他特别强调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
2012年11月30日，他在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
同年12月9日，他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又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政策、部署工作，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这一科学方法论，并明确概括为“坚持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为我们切实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
为什么要强调从坏处准备，坚持稳中求进呢？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烧饼”，那样并不叫有魄力，相反是不稳当的表现。
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全面认识和正确分析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谋定而后动，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各项经济工作中，我们只有守住底线，方能在复杂形势面前方寸不乱，保持大局稳定；只有从最坏处考虑，设想各种可能，方能有备无患，争取主动，赢得最好结果。反之，如果我们只看到有利条件和机遇，对风险和困难估计不足，冒冒失失，盲目从事，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不仅好的结果没有达到，现有的成果也可能付诸东流。
在实际工作中，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强调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理念；要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要注意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等，这些都是“稳”的表现。
当然，从坏处准备不是一味的谨小慎微，更不是说不要前进，而是说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到在稳固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
比如，他在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还强调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积极推动改革，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他指出：“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在实际工作部署中，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这样的政策选择既“有守”又“有为”，充分体现了“两点论”、底线思维的方法论和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总要求。
事实证明，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是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既能保持大局稳定，防控各种风险，又能实现持续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因此，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着力质量效益，加快经济结构
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习近平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他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气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其中，有几大亮点值得一提：
其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主线，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中央作出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的重要判断，充分说明了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其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积极推进产能过剩行业调整，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要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扎实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强化创新驱动。
习近平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
他强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我们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要靠自己”。
从国内情况看，如果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因此，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
“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落到实处。
其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其五，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因而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它是坚持“四化同步”的城镇化，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也是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和凸显文化传承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必将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