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有关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是内需驱动。然而，从理论逻辑和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想法还是有问题的。
目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在艰难复苏中，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依然保持稳中有进。然而，如今内生动力不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房价高企等诸多隐忧正困扰着中国经济前行的脚步。
增长乏力引发人们对增长方式路径选择的思考。在当前有关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是内需驱动。然而，从理论逻辑和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想法还是有问题的。
一个国家是富有还是贫困，关键取决GDP和人口的竞赛，凡是GDP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国家，人均收入就有可能显著提高，从而变成富有的国家，凡是GDP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的国家，就会跌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成为贫困的国家。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以致成为需要专门加以研究的学问，于是便有了现代经济学。从方法上来讲，亚当·斯密的发现至今仍然有效，按照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观察，工业化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分工、投资和贸易。从逻辑上讲，在这三个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显然是贸易。就像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是会走向深化，当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时候，为了促使分工走向深化，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来开拓市场的“新边疆”。除了分工，投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随着投资的增加，就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假如生产函数是报酬递减的，那么就需要通过贸易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二，假如由于技术进步而使得生产函数从报酬递减的变为递增的，即生产函数发生了从规模报酬递减到规模报酬递增的转变，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就必须随之扩张，于是出口贸易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刺激内需来推动经济的做法不仅对于中国这样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行的，即使对于收入水平很高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行不通的。美国在1871年至1971年的工业化100年中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其中有90多年是贸易顺差，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走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后，仅仅是在20年以后，就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并在今天走到了财政悬崖。同理，欧元区国家也是因为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导致了今日的欧债危机，从而使得那些依靠借外债度日的南欧国家必须依靠通过出口而获得巨大财富的德国给予资助，否则整个欧元区随时有可能走向崩溃。
现阶段的中国是个内需高度匮乏的国家，根本不可能通过依靠内需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首先，从经济结构上来看，中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一半人口在农村，而农民是半自给自足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元经济结构国家里通常都存在内需不足的严重问题；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还未进入罗斯托所讲的群众大规模消费阶段，即使是那些需要依靠市场交易来生活的城市居民，也由于受到收入水平有限的制约而缺乏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便深陷经济起飞、产能释放和内部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严重不足的矛盾之中。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当然也会因此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出口来平衡不断释放的产能，中国将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二是走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那么不断释放的产能就会成为所谓的“过剩产能”，这些被错误地定义为过剩的产能（因为对于可贸易商品来说，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只有不可贸易的商品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在无法通过出口贸易加以平衡的情况下，只有被无情地压缩或者淘汰，由此带来的后果必定是生产和投资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走上衰退之路。
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地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然而，自200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短期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的迷惑，如果要放弃第一条道路，而改走第二条道路，那么等待我们的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经济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