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雷作业已经进行了10与天，正像我所担心，带出来的扫雷索陆续崩断3根，唯一的收获就的捞出一块飞机残骸，割刀损伤证明，曾经多次接触到水雷钢索，皆因刀具不是特种钢材制造，导致雷索没割断，扫雷索反遭折毁，反弹回甲板，打断了一位舰员的腿，险些出人命。让我苦笑不得的还有这些登陆艇虽然都是25吨级，外表相同，却产自不同年代，性能、动力多有差异，在统一号令下永远不能协调一致，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扫雷现场就像拔河运动运动会。
此后不久，长江口航道又连续发生4艘轮船触雷被炸事件：6月25日侨商“香山”轮船触雷炸沉；7月24日民船“新宁”号触雷炸沉；8月16日英商一艘约3000吨的“济南”号轮船触雷炸伤；8月21日又有一艘民船触雷炸沉。这5起船只触雷被炸事件，震惊了党中央、周总理，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要扫除长江口水雷的决心也更大了，热情也更高了。
这样，探雷行动第一步骤在半个月之后匆匆结束。我和大队其他领导反复研究扫雷失败的原因，张爱萍司令员也参加了我们的“诸葛亮会”，分析总结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长江口风大浪高水急，我们25吨的小艇像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二是没有适合扫雷用的扫雷具，我们用的扫雷具是自己做的，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断了3条，也没把水雷扫上来；三是缺少技术指导和扫雷经验，我们凭着革命热情和刚刚学来的那么一点技术知识，对扫雷原理缺乏理解。司令员对我们分析的原因表示认可，他给我们从失败中提了三意见：一是熟悉了航道和雷区；二是有了组织扫雷的实际锻炼；三是打消了一些同志怕风浪、怕呕吐、怕危险的思想顾虑。对第一次扫雷失败的情况，华东军区海军专门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联名签署扫雷命令，要求我们于9月16日开始，至10月1日国庆一周年前，必须扫除长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
我接到命令，紧急召集部下研究方案，加快准备速度，对于已经查明的沉船、暗礁设置了标志。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充实器材设备，安排测量技师和气象潮汐研究员随舰指导，切实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空军也加入进来，加强对长江口的巡防。上海航政局和水上公安局发出布告，扫雷作业期间禁止国内外各种船只航行。同时地方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潮汐气象资料，印制了长江口水文数据详细的雷区海图。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派出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帮我们抓紧改装“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4艘300吨的扫雷舰，“秋风”号用来设置浮标，从苏联调运来的10具扫雷具顺利安装上5艘大的扫雷舰上。
张爱萍将军感觉到海军领导机关放在南京对指挥战场不利，干脆把司、政机构搬进上海坐阵指挥。为确保扫雷任务顺利完成，9月10日，他先以20艘舰艇封锁全部水域，对长江口内外，包括佘山、崇明岛进行了水陆清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