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是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当天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但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大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才迁出了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型，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在秦城五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度。
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三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三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可把夏天的单衣单裤穿在里头，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
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
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不过，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