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志愿者的身后，一种带有信心和希望的自我意识重新觉醒，一种新的精神奔流融合、逐渐成形，这或许是2008年更值得留意的事情
吴加芳，四川汉旺镇的一个农民，给地震中遇难的妻子穿上生前最喜欢的一套干净衣服，背在背上骑着摩托车回家。遇难妻子的右手穿过吴加芳的肩，左手环抱他的腰，绳子将两位生死夫妻紧紧系在一起。摩托车开出去一小截，吴加芳停下来，回头看妻子的头有没有偏。
照相机定格了这个画面，打动了无数读者。
“中国原来是这样！”大地震后第10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不仅外国人这么说，中国人仿佛也在重新认识自己。
即使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2008年也会为历史学家所注意。这一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整个国家陷入多年不曾经历的悲伤之中。3个月后如期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这个大国又向世界展现了她无比坚韧的神经。
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此起彼伏，令人悲喜交集。数百万志愿者自然而又突然涌现，中国人展现出的悲悯和慷慨，迸发出的行动力和协作力，如神龙忽现。
这或许是2008年更值得留意的事情。一种带有信心和希望的自我意识重新觉醒，一种新的精神奔流融合、逐渐成形。经过一个多世纪拥抱世界并让世界拥抱自己，中国发现前进的力量不曾远去。
贾风云和无数中国志愿者
64岁的贾风云声音嘶哑，倚靠在绵竹市汉旺镇的一个受灾群众安置点外。一条象征志愿者的黄丝带系在他的肩上，身后是钢筋混凝土废墟，数以吨计刚被卸下车的捐赠物资，以及11个同样身系黄丝带的唐山同乡。
5月14日傍晚到达震区之前，唐山市滦南县东一六村的这12个农民，总共坐了4小时汽车、20小时火车、2小时飞机。光买飞机票每人就花了760元，而村里人均月收入也就大约1000元。“越快越好，”这些农民相互商量。他们当中，有7个人是1976年那场大地震的幸存者。
同情心和行动力同时结合在志愿者的身上。曾被贴上“自私”标签的“85后”、“90后”，自发热情和贾风云一样令人惊叹。在都江堰市的抗震救灾指挥中心，一名来自四川某师专的女学生报名要当志愿者，“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但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个小姑娘羞涩得连名字都不好意思告诉记者。李伟，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在灾区对部分大学生志愿者的动机进行定量调查：84%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责任”、“帮助有需要的人”、“多学东西”、“锻炼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或者“令人生更有意义”。
更具专业技能的志愿者不断加入进来。四川省登山协会的一批队员带着软梯和静力绳找到当地政府，要求进入交通最艰难的山区救援。成都1200多辆出租车打着应急灯，沿着尚未震垮的高速公路前往都江堰抢运伤员。共青团四川省委在地震后一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登记的志愿者达106万之巨。《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在6月份的报道中估算，震区志愿者数量高达300万。
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震区当志愿者，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问自己：我能给灾区做些什么？一些城市的血站门口排起了长队，许多人自愿排上几个小时轮候献血，画面通过电视报纸广为传播，更多城市的血站门口排起长队。从5月12日到14日，成都采集到的红细胞是平时大型献血活动的6倍。广东某市血液中心事后统计：在5月14日这一天的献血群体中，第一次献血者明显增多。全国献血热情之高涨，各地血站多已无力应对，卫生部门不得不专门号召献血者提前预约登记。
捐款也达到惊人的数额，慷慨解囊者不分贫富。在江苏苏州，一名以乞讨为生的残疾人，把一把毛票塞进了捐款箱。在河南郑州，95岁的老人冯三秀在家人陪同下捐出了积攒多年的10万元养老钱。一位名叫沈翠英的上海退休教师，将自己两套住房之一拍卖，所得450万元捐赠给震区建造一所小学，几个月后，这所按照八度抗震标准设计的学校在都江堰柳街镇破土动工。
中国人发现新的自己
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一年的年末，评委们建议增设一个特别奖，颁给全体中国人。
仿佛突然之间，中国人为自己的力量而惊讶。5月14日，一个NGO联合组织在成都开始运作，一部分有经验的志愿团体集合起来接受与发放救灾物资。同一天，上海的几家志愿者团体也在商讨如何合作，几天以后，他们协调了一架飞机把募捐物资运送至四川。志愿者的工作得到地方政府的信赖。一名资深志愿者，邢陌，运送一批药品和棉被进入震区，当地副市长对他说：志愿者这一次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有些甚至是政府无法做到的。
“旅游社团、同乡会、老兵俱乐部、企业、NGO、论坛网友等等，一个个生活小圈子纷纷转化成一个个草根志愿者组织，”香港有媒体这样写道，志愿者并非突然从天而降，他们代表着中国新型公民的崛起，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关心公共领域。
尽管志愿者得到广泛动员，政府和军队依然是救灾的绝对主力。武警某师参谋长王毅经过31个小时的急行军后，率领第一支救援力量进入汶川县城。塌方、断桥、泥石流阻断了地图上的所有路线，王毅只能取道一条废弃多年的小路。这是高悬在岷江湍流上空的一条古栈道，最窄处不到一尺，厚厚的泥尘经过雨水浇淋，又湿又滑，插在山壁中的木桩早已腐烂，士兵们必须紧贴石壁一步一步挪动。
牺牲在所难免。成都军区特级飞行员邱光华是1974年周恩来总理挑选的第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员，在驾驶一架米-171运输直升飞机运送伤员和物资途中不幸遇难。26岁的武文斌生前是济南军区的一名副班长，与战友卸下8卡车50多吨活动板房建材后，因过度劳累引发肺血管畸形破裂出血，失去年轻的生命。
解放军强有力的救援，政府高效的动员能力，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赞赏。中国式体制被更多人重新认识和定位。不论“中国模式”是否就此滥觞，地震救援中展露出的爱心、奉献和众志成城，无疑极大激发出中国人对民族共同体的自信。
即使在国外，两个月前的批评者也对中国的迅速反应表示了钦佩。某种程度上，这是为此前居高临下的说教所作出的一种补偿。
大多数中国人视北京奥运为百年扬眉吐气的盛事，火炬传递途经西方国家却屡遭骚扰，纷扰之声不绝。金晶，一名身材单薄、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姑娘，在法国传递火炬时遭到暴力分子的袭击，后者猛撕她的头发，试图从她手中夺取奥运火炬，但火炬被金晶弯起腰紧紧护住。金晶后来回忆，自己在那一刻想起了奥林匹克精神。
“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一百多年前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描述这项运动的精神。对于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却又在近代遭受屈辱的中国人而言，偏见尤其不能被容忍。被认为最接近西方思维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自发护送奥运火炬，一种奇特的民族情感在蔓延，这种情感或许用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句来理解才能到位：“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
在国内，西方媒体的偏向性报道也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大同世界尚未到来，实力和自信仍是赢得尊重不可或缺的前提。
23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饶谨建立了一个网站，专门收集欧美媒体关于中国的失实报道。这个戴着眼镜、理工科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无法忍受一些国际知名媒体有意无意犯下的低级错误。大量引用失实的截图和视频被挂在网站上，事实证据的说服力显而易见，网站迅速扩大影响，一大群“80后”青年成为他的信息提供者和拥趸。
“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饶谨的网站这样写着。将这批年轻人简单归于民族主义者未必准确，他们成长于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年代，却表现出对民族共同体的全新认识，以及对现代文明秩序的深切体会。
林浩和姚明
巨大鸟巢状的国家体育场门口，身着蓝白相间制服的杨新燕面带微笑，用英语询问一名欧洲游客是否需要帮助。这名21岁的天津大学学生，是北京奥运会创纪录的170万志愿者中一分子。她每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8点结束。她可以用英语进行会话，虽然不是那么娴熟地道，但她的热情足以弥补这一缺陷。
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志愿者，被称为“鸟巢一代”，他们的微笑被称为北京最好的名片。中国也希望借此向世界展示大国的雍容和友善。
因讲解经典著作《论语》而成名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也前往四川从事志愿者工作。地震中苦难的承担和奥运盛事的激扬筹备，在她看来是构建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最佳契机。“尊严”、“平等”，通过在地震中的反省，中国人进一步得到了价值确立，而这些价值与奥运精神又是共通的，她说，“2008年，地震和奥运构筑了中国精神的横纵坐标。”
精神是这个国家渴盼的，但光有精神还不够。曹云，一个四川震区曾经的模范志愿者，突然陷入财务纠纷。这个山西人在地震后半年一直从事救灾物资运输工作，曾经多次冒着余震，翻越两座雪山将救灾物资送到阿坝州黑水县。他有着诸多荣誉证书，得到媒体多次报道，但合作者公开指称他违背承诺，卷走了部分钱财。
类似的疑问也出现在救灾物资发放和善款去向之中。志愿精神喷薄之余，人们意识到，光有善心远远不够，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善心不被挫伤。一名研究者因此指出，政府一方面应当放宽公民社会组织成立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敦促各个组织加强自我管理，并接受来自社会的公开监督。
震区的公开监督，伴随着重建一起展开。大地震后，美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的地区代表拉姆齐 “拉茨在灾区呆过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没有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比较了汶川地震与其他大型灾害的重建工作之后，拉茨对中国的高效率给予极高评价。
这是中国人的进取心，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向前看。几乎全城尽毁的北川，几个月之内成为一个建筑大工地。映秀镇上用板房做成的旅馆、饭馆生意红火。
大地震后不到3个月，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8月8日，中国人认为象征吉利的一个日子里，中国代表团进入场地，林浩，映秀一个在废墟里努力营救同伴的二年级小学生，走在了2米26的旗手姚明身边，后者被视为中国和世界相互拥抱的一个标志。五星红旗和奥林匹克五环旗交替挥舞，这一刻，欢呼声浩荡，升至天边。(记者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