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型农民求解“三农”两难
“三农”问题近年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仅确立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统筹的发展思路，而且连续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的具体措施，使农业农村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面貌加快改善，“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不过由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在逐渐缓解了一个阶段的难题之后，新一阶段的难题又开始凸现出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发表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一文中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一些地方农忙季节缺人手问题越来越突出、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越来越明显、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越来越普遍。“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现在，我国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2亿，这2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离开农业从事二、三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他们自己，也从这一过程中受益颇多，最直接的就是，如今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务工收入已经超过40%。不过，从农业发展来看，农村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2亿农民工就意味着2亿劳动力从农业这个产业流出，而且流出的劳动力是在文化、技能、视野上占优势的农民，这导致务农群体的整体素质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务农人数的减少又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前提，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也为新型农民的发育和壮大提供了空间。于是，我们在看待“农民进城”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这样的两难在当前“三农”工作中时常要面对，比如资本下乡。有人说，既然务农的劳动力成了问题，为何不鼓励城市资本、工商资本直接参与农业的生产经营，以资本的强势聚拢资源、发展生产，既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又快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单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计良策。但从“三农”全局看，我们还须谨慎对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明确表示，我们鼓励工商资本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鼓励开展农产品的加工营销，鼓励开发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没有能力开发的闲置资源，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地直接参与农业经营。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表明，一些工商资本下乡之后，在解决农业效率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此外，如何兼顾粮食安全与农民收益，其中也有两难的意味。粮食安全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时刻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而对农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收益。政府希望农民对每一块土地都精心耕种，精心呵护，努力尝试每一种能够提高产量的技术和方法。农民则有自己行事的逻辑，不少人让土地撂荒进入城市打工，或者把能种两季粮食的田地改种一季，腾出时间投入报酬更高的行业。显然，这些行为有助于农民增收，但不利于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农业税、补贴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等等，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这个两难问题，但仍需要寻求根本的解决办法。
怎么办？仿佛“三农”问题全都纠结在一起，无处着手。其实不是，培育新型农民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当下，农业本身正迎来发展机会。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预言，投资农业，“钱景”无限。在国内，一些IT巨头也纷纷把目光投向农业：网易CEO丁磊计划投资3亿元养猪，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决定租赁5000亩土地种大米……当然，他们所从事的农业是用现代种养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包装过的农业，他们的产品是生态猪、有机米，与人们对安全食品的巨大需求直接对接，展现了良好的市场前景。
不过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现代农业生产他们难以开展或者参与，不仅由于资金的限制，更由于他们自身能力的局限。这凸现了培育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较强的新型农民的重要性，也为解决“三农”两难问题带来启发——在现代农业大发展的契机中，新型农民完全可以获取高收益。因此，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扶持新型农民，不仅可以解决“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避免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也为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带来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对新型农民的理解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培育新型农民简单等同于推进规模经营。在当前，应重点培养生产经营型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村发展带头人，特别是着力培养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种养大户、农机能手、动物防疫员、大学生村官等主体，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充足和丰富的人才保障。半月谈记者 高远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