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安倍内阁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这三大文件，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三大志向和指向：(1)大幅度地全面加强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及军事防务能力。(2)日本要实施“积极和平主义”，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以改善环境、确保地位。(3)应对周边环境的恶化和复杂化，特别是集中能量应对“中国威胁”。可以说，这三大政策文件是为安倍的“安保三箭”，从宏观战略、政策规划和战术举措三个层次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战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务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航向。
一、《国家安全战略》为何像《国际安全战略》？
日本战后制定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内容有四大部分组成，即“制定的宗旨”、“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围绕日本的安全环境及安全保障课题”和“日本应采取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路径”。这四大部分中，除了少数阐释日本在安全战略上需要“政府统筹、战略考量、系统实施、统合运用(防卫力量)”以及“强化安全保障的国内基础”等字句外，可以说80%左右以上的内容都是强调与国际安全保障有关的事项。其中，除了对日美及日中安全关系的少部分提及，绝大多数篇幅都在重点强调的是：(1)国际格局正发生变化，日本作为或者为了确保“国际主要玩家”的身份，既有需要也有必要对国际安全作出贡献；(2)日本要综合运用外交及军事手段，对几乎所有的国际安全议题、包括对“国际公域”、非传统安全乃至其他全球治理，都要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3)突出主张日本要通过广泛的多双边安全合作，以“规则制定”、捍卫“普遍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为着力点，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实施日本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安倍政权为何要如此强调日本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保障并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其中不排除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人们无法忽视的是，安倍曾发誓“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即日本要谋求强势崛起并全面振兴，要做国家主要玩家。在安倍的这种“大国振兴战略”中，介入国际安全及军事事务并发挥作用，已成为他的不二选择，这也就是其所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可以看到，在安倍的大国战略中，安全及军事手段的定位与权重较之以往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意义，对军事力量的借重及军事力量的地位已被急剧提升。“积极和平主义”常被解释为是为了改善和确保日本的国际安全环境，但无疑更是日本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及国际安全合作的招牌下提升自身地位和影响、扩大国际权力的路径选择。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如上所述，日本选择了多种多样的配套手段，包括日美同盟、多双边安全合作，甚至要解禁武器出口原则等。这将无疑推动国际及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化，加剧大国关系博弈——尤其其中很多因素、例如强调要维护“空天海网”等国际公域的规则和秩序等，明显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二、《防卫计划大纲》蜕变为《防华计划大纲》
安倍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军事防卫方针，当然不会全为了中国而设计。起码部分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国防“正常化”，成为军事大国。但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没有那个国家像日本的安倍政权如此而为，在安全防务领域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和能量消耗在“应对中国”身上。
首先，安倍竭力渲染“中国威胁”，用来调整安全防务政策、加强军力建设。日本时隔3年提前修改《防卫大纲》，原因就是“中国威胁”被认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当前，安倍政权蓄意摆脱战后日本一贯标榜的“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强力推动日本“军事大跃进”，谋求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崛起。安倍倾力打造的就是能进行战争的国家，能拥有攻击能力并可以发动攻势作战的军力。安倍用来推进这项工程的借口，就是其自编自导并不断渲染的“中国威胁”——赤裸裸地把“中国威胁”的大旗举得很高，指责中国“正在以力量改变现状”、“危险行动可能引发不测事件”。
其次，安倍以其惯用的“逻辑自洽”，把“整军经武”又用来对付中国。这包括在体制、编制、部署、装备、战术各个方面的“内力修炼”。根据新《大纲》，安倍一举扭转10年来的军费削减态势，未来5年防卫开支将增加5%(总量提高到24.7万亿日元)，采购无人机、潜艇、战斗机和水陆两栖装甲车等，而2014年军费则有望增加3%，为22年来最大增幅，以针对中国加强西南诸岛防御。同时，新《防卫大纲》提出的核心防卫方针是“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强调海陆空三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就是意在夺岛护岛。和谁夺？与谁战？目标不言自明。
而《中期防计划》对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军力建设的具体规划，有无一不是与中国有关。例如，将航空自卫队的主要作战飞机增加到280架，把那霸基地战机部队飞行队从1个增加到2个，主要内容为针对来自中国的“离岛攻击”，确保空中优势；同时，为了扩大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和滞空时间，将增添3架空中加油机；为了强化对东海海空和中国军队动向的监控，航空自卫队将从美国购入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还将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总共增加到8艘，既是为了应对中国弹道导弹的能力，也是为了确保海上优势；同时还将购入3艘美国最新锐的濒海作战舰，以加强离岛沿海地带的防卫，阻止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登岛作战。此外，陆上自卫队还将首次实现较大幅度的增员，将本州岛的装甲部队大举南调；特别强调创建具备海军陆战队性质的水陆两栖部队，以作为守备冲绳周围离岛的夺岛部队。为此，日本防卫省将在今后5年内从美国购置17架可垂直起降的鱼鹰运输机，和52辆水陆两用战车，以武装这支夺岛部队。
当前的安倍政权，面对和平发展的中国，不是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对华合作和友好，而是试图从多方面加以防范、牵制和围堵，不断加强军备，调整战略部署，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日本正在转型的战略和政策，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加速调整的战术战法，基本上都是用来在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对付中国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其作为事实上的最大“假想敌”。这样一个日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乃至国际条件？这倒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安倍领导“日本丸”驶向危险水域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以及军事发展的动向，以前的各个时期也被不同程度地关注过，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高度关注过。其中最为世人所关注和担心的是，当今安倍政权蓄意摆脱战后日本一贯标榜的“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将之前“小步快走”的政策调整方式干脆变成了甩开膀子“大步快走”，强力推动日本“军事大跃进”，谋求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崛起，倾力打造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当前日本推动“国防正常化”、谋求“军事崛起”的雄心和步伐，也就是安倍的“强军梦”，可以说在规模、速度和效应上要远超之前远远超过以往历届政权的作为和业绩，日本在安全战略及军事政策上的胃口和选择向“高强大全”发展，不但“质量建军”，今后“数量建军”也将在一程度上跟上，日本的“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必将由此得到一个较大的提速和扩容。安倍的安保政策“三枝箭”，可以说代表了战后日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种转变。
制定“安全战略”以及修订“防卫大纲”，常被日本解释为内政问题，然而其具有特定历史经纬并在右翼保守政府和狭隘民族主义指导下的这些政策制定与调整，却是不得不令世人关注和担心的。它在国家政治领域，体现为一条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以便给发展军力和对外动武实施松绑 的“正常军事国家”路线；它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则体现为一条推动保守亲美以及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以渲染中国 威胁并以“防华”和应对“争端”为主要目标的“武斗”战略。这条路线所带有的越来越多的军事成分，是愈加明显地以围绕防范和制衡中国这个主线而展开的，是造成中日安全关系乃至地区形势陷入困境和不稳的主动性原因。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政策的急速调整和嬗变，对地区战略平衡和中国安全环境来说，现在看来更多的无疑是一种“负能量效应”。(作者吴怀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