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林与爱人张华合影
胡宗林
1920年生，四川理番(今理县)人，藏族，藏名仁钦索朗；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抗大第六分校学习。后任太行军区分区武工队分队长、第四野战军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中共雷南县委书记、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副书记、山南专署专员、西藏自治区民政局局长、自治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离休，现居成都。
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苦卓绝。红军翻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仅仅翻越一次就十分困难，很多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深谷。而一位藏族老红军竟然翻越了12次，创造了长征途中的奇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就是胡宗林，采访中，胡老讲述了长征中他在雪山草地来回几趟的传奇经历。
与妇女团并肩战斗
1935年5月22日，红四方面军9军的一部从茂县附近西渡岷江，分别向理番(现改名为理县)、黑水前进。30日，进占理番县城薛城。31日，占领杂谷垴。6月3日，先头部队进抵理番通往懋功的要地猛固。从此，胡宗林的命运也跟着改变。
我是四川阿坝理番人，出生于1920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藏族农民，他一辈子受苦受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亲。后来母亲改嫁了，继父是汉人，叫胡德昌。
红军到理番县不久，就开始招兵，他们叫“扩兵”、“扩红”。我对红军的了解多了，也有了感情，就想当红军。当时我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认准了一个理：当了红军，再不用伺候人，再不会挨打挨骂，也不会饿肚子，还有大米饭吃。
我加入了红四方面军31军，被分配在学兵连。学兵连，培训的时间长一些，作为干部来培养。
有一次，整个连队被调去参加攻打杂谷垴喇嘛寺的战斗。杂谷垴喇嘛寺是我们地区最大的一座寺院，平时有几百个喇嘛。红军到理番县之前，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也潜入寺院，挑动喇嘛与红军作对，被红军打垮、打败的国民党散兵败将，也跑到寺院，此外还有当地的屯兵和土匪，都汇聚在寺院，提出所谓“武装保卫寺院”的口号，来反对红军。
6月18日，总部命令妇女团担任进攻杂谷垴喇嘛寺的任务。同时命令我们学兵连参加战斗，要求我们在19日上午务必赶到。我们提前一天，于18日上午赶到。
我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妇女团有三个连投入战斗，从三面向寺院发起猛烈进攻，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枪一响，国民党散兵败将和特务分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喇嘛和屯兵乱作一团，红军从三个方向冲进寺院，打死打伤数十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上级命令我们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这次战斗，红军的损失很小，只有几个伤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我们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八角帽，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口径都很新，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神气得很。我们都非常羡慕。
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不觉得难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我们离开家乡，跟随四方面军总部，第一次翻越夹金山，向阿坝挺进。开始进军时，又把我派到先遣队的收容队，负责收容前面兄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
当时由于我自己年纪轻，身体好，从小受过苦，翻山时也没有觉得太苦、太难。
我牵着我的建昌马，把高原反应严重、走不动路的战士驮上，送过山去，然后又翻过山来，接别的同志。有时帮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袋，让他们徒步行军。
这样，几万大军，走了将近十天，光我们31军1万多人，也走了四、五天。这些日子里，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因为是一段一段送病号、驮背包，送一段又返回来，所以只算过一次。由于我表现好，第一次过夹金山，受到地方部和收容队领导的表扬。
过了大雪山，就往若尔盖大草原走。
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而要南下，往回走。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到了葛曲河边，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
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卫变前卫，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我们红31军也回到我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