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基金何时不再孤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朱梓烨 赵明月 邹锡兰 | 北京、深圳报道
民政部数据显示：整个2012年度，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在700亿元人民币左右，较2011年的845亿有所下降，而与2008年以及2010年的破千亿元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滑。
对此，有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指出：“由政府管理的公立慈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能力较弱导致其内部管理出现混乱，与此同时，由私募资金组成的民间慈善组织却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支持，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全国首家由民间发起的、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赢得了空前的信任。
“不是壹基金太好了，是壹基金太少了。而且那么多捐款汇聚一家，其实对我们的运营能力也是重负，效率也未必最高。”深圳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名声在外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我们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壹基金成为全国人民唯一选择，这到底是悲哀和幸运呢？这恰恰证明中国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政策稍放开，
一年就能突破3000亿
“给壹基金注册这个事的本身，在于体制机制上的尝试，而不在于是不是壹基金成立了。以后，不管壹基金成功与否，丝毫都不能降低这个事情的意义。”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能力，“我怕你走得太远，一直把你拽住，在我的羽翼下，但在这样的概念下，它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成了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深圳这些年有意识地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社会自治的水平，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而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的表现，也证明了深圳坚持改革的方向和探索是正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地方探索终于推动了国家决策的形成。”刘润华说，“社会建设它的本质是建设社会，而不是要把社会管控住，最核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发展起来，建设起来。”
近年来，虽然民间慈善组织不断增多，但政策上仍有不少障碍。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分析，基金会注册方面，除了管理体制，还存在几百万的准入门槛；在服务设施及项目方面，慈善事业缺设施、缺组织、缺技能，更缺专业化工作人员。
而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慈善基金相对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并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机构，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王振耀预测：“如果政策稍微放开，一年3000亿很快就突破了。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占GDP的2%左右(3000亿美元)，咱们如果达到1%，就是5000亿。”
去年底，民政部透露，已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慈善法草案。但王振耀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慢了点，应该让全国人大介入，加快立法进程。同时，他认为，应该像国外一样成立跨部门的慈善委员会，协调政策，具备一定的管理功能。
慈善远不止是“救急救穷”
因为壹基金的成功，有人解读为，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
对此，王振耀认为，不能把民间和公立的慈善组织对立起来。“全世界没有分公募和私募，是我们分来分去，弄得比尔·盖茨来中国都特别郁闷，认为中国做慈善的标准特别高。其实，在全世界，政府和民间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打通的。一般美国民间组织60%的钱都是政府给的。”
很多公立的慈善组织也有发挥作用的优势，“比如红十字会，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筹集到很多善款用于大病救治，这是很多民间组织望尘莫及的，行政化不是最紧要的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职能的转变。”
如果说慈善回归民间，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民间慈善组织要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而是在于慈善组织做的事真正深入民间。王振耀指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从传统的救穷救急，转向社会服务、社会引领，比如投资文化、教育、养老，让大众切身感受到慈善的价值。
慈善捐款渐成“刚需”
中国慈善需要转型
只有让大众在生活中感受到慈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慈善只是“施舍别人、救急救穷、道德至上”的误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的需求达到新的高度，慈善捐款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且规模越来越大。但同时，我们却缺少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之结合。就是因为我们对慈善的认知还太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设施等等，都被认为是政府的事。
在美国，有捐赠记录的人达到其总人口的80%，教堂慈善项目大多是围绕教堂开展社会服务。王振耀发现，美国人捐款的出发点是“捐款为自己”，“他们发自内心地捐款，不会说你管理体制不行，我就不捐了。”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需要一次转型。“把老百姓的需求提升出来，化成慈善项目，从而把社会对慈善的心结打开，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体制调整。只有把政府的大门打开，一切才有可能。”
而这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当年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勇气，要“对内对外开放，引入国外社会组织，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专访壹基金创始人、深圳壹基金理事会理事 李连杰：
壹基金要有在黄灯下前进的本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 北京报道
在壹基金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年因为视李连杰为偶像而加入壹基金的人，现在都走掉了，而那些坚持到今天的人现在成为了李连杰在工作上的粉丝。
在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看来，现在已不插手具体事物的李连杰对于壹基金而言是精神领袖。但李连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走向公募就要“去李连杰化”。“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谁是李连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远传承下去，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就目前的市场环境而言，壹基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公众看来慈善透明度是壹基金做得最好的一个方面，壹基金是怎么做的，该如何完善？
李连杰：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用我的无形资产去推动。走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去掉个人化，用制度去推动组织的进步。把李连杰的名字拿掉，将壹基金打造成集体领导的、透明专业高效的机构。
壹基金的价值观是得到集体认同的，我个人会持续用一生的时间，去关注和推动这个壹基金慈善业的发展。但是必须用理事会的结构去管理壹基金，理事会本身也要换届，理事会也不是永久的。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会是三年一届，民主选举，而且必须是个人意愿。为了奠定一个机制，大家都把上市公司最严谨的结构放在壹基金里头。希望经历磨合期后，经过二三届之后，将来形成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谁来都可以继续承担责任。
壹基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遵守法律；第二是全部的员工技术性的错误可以犯，“因为没有企业是完美的”，但原则性的错误不能犯，不能贪污、腐败，“我们必须是‘裸体的’，没有口袋的，钱没有地方放。”
我从不担心壹基金，因为壹基金从起步那天就要求自己做到专业和透明，如上市公司一般，交代每一笔钱的去向。同时我也希望看到人们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在成长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就停止做公益慈善，那样就太不值得了。
《中国经济周刊》：公益基金的艺术不仅在于为社会谋取公益，更是建立质优的慈善生态。有人期待壹基金转型为一个公益生态圈领导者，有灾组织救灾，平时利用品牌影响力设计项目和筹款，但执行交给本地NGO，壹基金监管，优势互补，形成和扩大民间公益生态圈。对此您怎么看？
李连杰：公益事业，其实就是公众的利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在人类的结构里基本上有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政府的力量，制定政策、法律等等；第二种就是企业的力量，企业包括社会组织、各种大团体、各种妇女协会、青年协会、企业家联盟；第三种就是个人，个人的力量，个体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一直探讨的都是前两种，而壹基金想寻找的是第三种力量，就是如何推动人的改变。
其实壹基金想做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整个公益慈善产业推动的一个平台。你没有这个平台，大家没有资讯，很多富裕的人捐钱不知道捐给谁，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不知道怎么申请钱，供和求之间没有一个平台去交换资讯和探讨。所以壹基金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壹基金一家人，全球一家人。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中国的公募慈善，据您了解，目前它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壹基金发展多年您有哪些困惑和收获，壹基金成长以后，对管理有什么新认识？
李连杰：打比方说，好比在一条路上走，有红灯、绿灯、黄灯三个灯。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停留在黄灯的状况，既不完全说不行，也不完全说行。我会选择在黄灯中不断地探索。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区域性的基金怎么能够辐射全国。虽然我们会迂回做很多事，但是肯定没有全国性基金会那么畅顺。壹基金天生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它倡导“每人一块钱，全球一家人”的理念。我们一家人出钱出力，把家的环境搞好，但是这个家不能只在深圳，或者只在某一个领域，在国家相关的政策法律没有更新之前，壹基金还要继续迂回前进，要有在黄灯下前进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