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约翰·杜尔(John Doerr)在尝试回到硅谷和华尔街舞台的最前列，虽然，他一直没有远离聚光灯。
这位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res(以下简称“KPCB公司”)的合伙人，被认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传统的冒险资本投资家之一。自其1980年加盟KPCB公司以来，创造出一系列成功投资案例，在这张名单上，包括美国在线、亚马逊、Pharmaceuticals、康柏、Google、Intuit、Juniper Networks、Netscape、莲花软件、Sun Microsystems等名字。
但也正是这样一份充满着历史遗产意味的名单，让约翰·杜尔被认为是风险投资界的前辈与元老——如果在商业世界，这还是个尊重的称呼，在日新月异的投资圈，这样的称呼几乎是“老家伙”的代名词——他的名字也一直位列于《福布斯》全球最佳科技创投人排行榜之中。
可是，自2009年以来，约翰·杜尔就再未跻身榜单的前10位。基于此前1年投资交易的规模和数量排名的这份榜单中，2013年他的排名已经从去年的第12位下滑至第26位。
2010年以来，如Facebook、LinkedIn和Groupon这些无论是创新影响力还是IPO规模都引人瞩目的公司投资人名单中，KPCB的名字已经消失了。出现更多的是它的老对手的名字——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以9家公司独占鳌头；加速合伙公司(Accel)有6家；格雷洛克合伙公司(Greylock)有5家。
略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是在2010年，约翰·杜尔提出了如今的“SoLoMo”的概念，即社交(so-social)+本地化(lo-local)+移动(mo-mobile)。此后，在这些领域涌现出一批批互联网新贵公司，这个概念也挂在每个创业者和投资人口中，但是人们疑惑的是，为何约翰·杜尔没有在自己的投资清单中纳入如Facebook这样典型的“SoLoMo”公司？
好在，这位“硅谷创投国王”并不服输，即使有一点儿讽刺意味，可是这位在业内打拼33年、自己名字已经成为风险投资代名词的勇者，不得不以近3年的新一批投资，希望很快重新证明自己。人们也有理由对他充满信心。
天生的投资人
约翰·杜尔出生于圣路易斯，他在一个有5个兄弟姐妹的典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兼企业家，他要求自己的所有子女都刻苦学习。杜尔从小的理科成绩很好，他在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获得电气工程的学士以及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Harvard)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进入哈佛之前，也就是1974年，他已开始给风险投资公司打电话找工作。不幸的是，那是风险投资业的低谷期，当年只有两家公司融资超过100万美元：花花公子集团和KPCB投资的Tandem电脑公司。可对新人来说，幸运的是，正因为年景不好无所事事，业内顶尖投资人如KPCB的合伙人之一布鲁克·拜尔斯(Brook Byers)、NEA创始人迪克·克拉姆里克(Dick Kramlich)才有时间和兴趣与一位毛头小伙聊聊天。
总结下来，他们告诉约翰·杜尔就是一句话：忘了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去好公司找个正经工作。日后杜尔被问及什么训练能培养出一个好的风险投资人时，他往往把这句话做了引申后作为回答：“最好的准备是在一家管理优秀、高速增长的高科技公司拥有运营经验。”
于是，杜尔加盟了成立不久的英特尔，这让他获得了和后来成为传奇CEO的安迪·格鲁夫共事的机会。他们二人一起培训了英特尔在美国和欧洲的销售队伍，并为公司赢得了来自西门子和ICL等大公司的芯片定单。开学后，他仍在读书的同时每周为英特尔兼职工作20小时，担任与DEC合作的现场工程师。
从1974年到1980年，杜尔在英特尔经历了从工程师到市场人员的转换。这些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收获是：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才能获得一笔收入——那些解决大问题的公司，获得丰厚回报也是理所应当。
但是，英特尔的高速成长并没有满足约翰·杜尔的雄心勃勃，他始终在观察风险投资业的复苏，而且，身处在当时最前沿的科技公司之中，也让他对高科技产业趋势和创富机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80年，他终于加入KPCB。虽然开始只是一个“兼勤杂工作的办事员”，工作是检查新的商业计划书。面试中，他提出希望自己创业，而KPCB的四位创始合伙人承诺说，就像他们曾成功孵化Genentech和Tandem电脑一样，杜尔并非没有机会。
运气、对创新与企业家的天然热衷，以及遗传自其父的雄心勃勃——约翰·杜尔自己总结让他成为风险投资人的三个关键，如今，他需要的便是抓住机会。而在此后的33年，他也的确抓住了许多大机会。
最大合法创富
1980年代的第一个大机会，并不属于约翰·杜尔，那就是1980年苹果电脑上市。但此后硅谷的活力正在被扩大、释放，各种围绕微处理器展开的技术创新，被约翰·杜尔牢牢抓住，他事后总结为“我们见证(并从中获益)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法创富。”
1980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福雷斯特·巴斯基特向其推荐一个名叫“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项目，这一生产低价工作站的学生项目，变成了后来的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1981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杜尔认识了两名教授，加州理工大学的卡福·米德(Carver Mead)和斯坦福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米德和杜尔共同创建的专攻“对硅进行编辑”的公司Silicon Compilers成为了杜尔孵化的第一家公司(最终这家公司在11年后以1.42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而克拉克在14年后创立了网景；1982年，三名德州仪器公司辞职的员工在餐厅纸巾上写就的商业计划书，变成了后来将IBM从PC霸主地位上拉下马的康柏(Compaq Computer)……
但如果将这一阶段约翰·杜尔的成功，只归功于大趋势的爆发，那么也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没有杜尔对这些公司创始团队的说服、引导与转化，也很难想象此后的一切。
比如太阳微系统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项目最初由安迪·贝克托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牵头，后来逐渐加入进比尔·乔伊(Bill Joy)这个技术天才和瓦诺德·寇斯拉(Vinod Khsola)，以及一位MBA斯科特·迈克尼利(Scott Mcnealy)。即使当时四名创业者只有27岁，这一同时具备商业头脑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团队仍然打动了杜尔。
“在现今世界，有太多的技术、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钱、太多的风险投资。真正稀缺的，是好的团队。搭建好的团队是最大的挑战。世界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巨变，有的是技术驱动的，有的是市场驱动的。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想在这里面占据主动，必须专注于团队。”每当约翰·杜尔回溯这次投资的成功经验，总是会重复这段话。
这笔1982年的投资对KPCB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除了账面收益，这一团队还从各个层面对KPCB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贝克托斯海姆是最早为Google提供10万美元启动资金的人，约翰·杜尔早期投资Google则是他的下一个辉煌代表；作为首席科学家的比尔·乔伊主导了包括Java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创新，KPCB还专门设立了Java基金，收益极佳；寇斯拉则干脆成为了KPCB的合伙人，他在1990年代投资的三家电信设备公司——Cerent、Juniper和Siara——共为KPCB获得40亿美元以上回报。
1999年，KPCB开始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期基金：9号基金。仅用了10个月它就将全部5.5亿美元投出。这一期基金里就包括了Google。杜尔能够投资Google，仍是受益于他的关系网络。将Google介绍给KPCB的，是杜尔多年的合作伙伴拉姆·施拉姆(Ram Shriram)——这家搜索引擎公司最早的“导师投资者”，其工作用杜尔的话总结就是“把商业模式清晰化”。
事实上，杜尔投资的多数公司会被精心编入KPCB的关系网。当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将自己的投资对象称为“投资组合”或“大家庭”时，杜尔一直将之称为Keiretsu——这个来自日文的词汇，意味交叉控制的公司体系。正是这个网络，让他认识了佩奇和布林，同时让他找到了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
2004年Google上市时，以每股85美元计，KPCB所拥有的10%股份已经价值20.3亿美元。此后1年的三桩大抛售已经让其获得35.49亿美元收益。回报率大概是400倍。
失落的10年
正因为Google的成功，从2005年至2009年，在《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中，约翰o杜尔不是排名第一就是位居第二，他还在1999年首度跻身《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
也许是成功过于辉煌，令约翰·杜尔觉得在IT和互联网领域的再大成就也无挑战性，他虽然继续保持着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投资，并依旧是最有洞察的投资人之一，但是他却选择了绿色科技作为他的新花园。
遗憾的是，失之桑榆，未必收之东隅。2004年之后的10年，几乎成为约翰·杜尔“失去的10年”。
比如，太阳能发电材料初创公司MiaSol从KPCB和其他风投机构那里融得5亿多美元，其估值一度达到12亿美元，但2012年，MiaSol仅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还有豪华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克汽车公司(Fisker Automotive)，该公司先后从KPCB、美国纳税人以及其他投资者筹措到14亿美元，可公司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最近解雇了大部分员工，创始人也跑掉了，4月份，美国国会对该公司高管就如何获得联邦贷款进行了质询——非上市公司研究机构PrivCo称，菲斯克汽车公司可能被证明是“近年来最惨痛的风险投资灾难”。
虽然杜尔在最新一次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承认，KPCB在绿色科技上投入资金太多，摊子铺得太大，不过他言词间依旧看好这个领域(在谈到KPCB的失利时，他表示，“柠檬成熟得早”)。根据清洁技术集团(Cleantech Group)提供的数据，KPCB和德丰杰投资公司(DFJ)加在一起，两家公司参与了2012年度大多数的清洁技术融资。
糟糕的是，在同一阶段KPCB改变了批准投资交易的方式，决定让由合伙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投资交易进行投票表决，并遵循这样一种理念，即规模较小的知识型团队行动更加迅速。但速度未必能够转化为成功，最富经验的合伙人不会看到所有的投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资金的配置变得更取决于哪支团队下手更快，而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分配。
重心的转移和对年轻团队过于放手，让约翰·杜尔错失了这10年最大的投资主流“SoLoMo”——社会化、本地化以及移动化，这些领域都诞生出硅谷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些公司——一个他自己在2010年总结的词汇。正如成功能够孕育成功，袖手旁观也会带来更多的冷板凳。
当2010年戴夫·莫林(Dave Morin)打造Path时，KPCB跑过来“示爱”。莫林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交网络领域的创业者要把自己的初创公司，跟一家在10年间对这股最大的消费技术潮流视而不见的公司联系在一起呢？
终于，今年2月，杜尔跟KPCB高级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举办一场路演活动来让公司有限合伙人消除对于投资清洁技术失利的疑虑，这是极不寻常的情景。在KPCB自上而下的自我检讨运动中，此事堪称高潮。
没错，约翰·杜尔的确错失了如Facebook、LinkedIn这样的首批王牌，但这不意味在“SoLoMo”领域他手中没有好牌，他才是最大的王牌。
事实上，杜尔新近出任董事的四家公司(游戏制作公司Zynga、云存储服务公司Upthere、图片分享网站Flipboard以及在线教育网站Coursera)都属于“SoLoMo”领域，而如Square、社交网络Path、数字化恒温调节器制造商Nest这样的公司更是精品。KPCB注入Twitter资金——据称达到1.5亿美元——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他在2月的会议上表示，所有这些公司都有望像亚马逊和谷歌那样重新定义行业和创造新的行业。
他在投资这些公司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关键职位的招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明星分析师“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Mary Meeker)于2011年加入KPCB，负责领导该公司旗下10亿美元的数字增长基金(DGF)。该基金已经对26家备受瞩目的初创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包括流媒体音乐服务Spotify、音频分享服务SoundCloud、在线零售商One Kings Lane以及众包式交通工具Waze。
杜尔还对自己的投资对象甄选流程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KPCB打造出了一套名为Dragnet(捕猎网)的系统，对各种目标进行追踪，包括某公司的招聘动向，社交媒体上关于这家公司“噪音”以及有关初创公司及其产品的应用商店排名等。
“KPCB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约翰·杜尔。”财捷集团(Intuit)董事长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如此评价，面对媒体一向低调的坎贝尔是硅谷一半人的财务顾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产品甄选者之一，那也是史蒂夫·乔布斯所擅长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