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东某高校一学生疑因抑郁症跳楼事件，再次将“自杀率”抛入公众视野。
数据显示，在过去50年里，我国自杀率上升了60%，平均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人群中约有95%患有精神障碍。
今年5月1日，《精神健康法》正式实施。法律的颁布，究竟能否唤醒社会对精神健康教育的重视？
复杂的社会因素是“双刃剑”
4月30日6时30分，一个身影从四楼纵身跃下，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
“听说是承受不了考博失败和找工作的双重压力……”
“昨天还好好的，到底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而惋惜。然而，她经历了多少心理挣扎，却无人知晓。
据统计，自杀，已成为15-34岁青少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其中，抑郁症和严重精神障碍导致的自杀比例最高。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以死来逃避现实，获得“解脱”呢？
“高自杀率是各种因素‘催化’的结果，绝不是单一的问题。”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科主任医师张伯全看来，复杂的社会因素是妨碍精神健康的“罪魁祸首”，包括现在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高，社会变化节奏过快，人们内心冲撞着各种“不平衡”。对独生子女而言，家庭的过度呵护，导致自我处理问题的能力也相对薄弱。
“精神健康存在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徐兰表示，每个年龄阶段，人们都有相应的心理发展任务，在与社会打交道时，都会遇到人际关系处理、工作和婚恋等方面的困惑。当这些来自社会的挑战接踵而至，长期“陷”在应试教育的学生，心理发展相对滞后，承受能力不足，不知如何处理，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外部社会环境不好，心理问题也会逐步‘爆炸’。”徐兰不无担忧地说，从事精神卫生工作30余年来，社会环境始终是不能绕开的话题，也是精神健康发展中的“双刃剑”。积极的社会宣传能带来“正能量”，而消极情绪的渲染，则传出负面导向的信号。
“网上直播自杀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一些潜意识的模仿，对心理健康的发展极为不利。”张伯全说。
规范诊疗利好患者
徐兰告诉记者，几年前，一位大学老师曾带着自己的学生小钟来找她。小钟静静地低垂着头，没等徐兰开口询问，小钟淡然地抬起头说：“你说我会死吗？我还没想好呢。”三天后，小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走时安静祥和，却又触目惊心。提及这则往事，徐兰很是痛心：“如果能早期发现，很多人都有可能治愈，自杀也是可以避免的。”莫名的情绪低落、焦虑不安、食欲下降都是早期抑郁症的征兆，这就特别需要相关医务人员提高鉴别能力。小钟的事，一直让她心怀歉疚。
目前，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心理咨询师资质也良莠不齐，徐兰深知其中内幕。短短20天的培训，就能获得一张心理咨询师入门资格证，这种没有医学背景的“速成”让她很揪心。“鉴别患者是否有精神障碍倾向，处于抑郁症的哪个特定阶段，都是难点。”徐兰说，如果专业基础不够，无法鉴别病情，就会延误病人的最佳治疗时机，最终酿制悲剧。张伯全也表示，这种鉴别“功力”需要多年积累，对精神科医生而言，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不少综合医院设有心理科，但专家力量和社会投入都不足。近几年，心理障碍识别率、就诊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水平仍较低。”张伯全感慨地说：“加上社会认知往往把心理问题与精神病相挂钩，容易造成患者就医时的羞耻感。”
“《精神卫生法》禁止心理咨询师做治疗，就是很好的规范。”张伯全认为，提高相关机构的心理健康服务水平，人们讳疾忌医的现象会有所缓解。
让“伤得起”渗透学校教学
“教书育人，会伴随人生观价值观的灌输。”徐兰认为，素质教育在于责任心和价值观的培养，加强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正确认识和重视，呼唤提升“责任教育”，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让学生“伤得起”，是降低高校自杀率的关键。
徐兰向记者介绍，在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中，教师群体也占了一大半。将挫折教育和生命意识的教育渗透教学，已不再仅仅是班主任的“专属任务”，正步入普及的阶段。“学生学习了心理方面的课程，在心理咨询中心获得颇有成效的帮助，就可以在学生群体中进行传播。”她表示，这样的宣传效果犹如“滚雪球”，口口相传往往能事半功倍。
“目前省精神卫生中心已同不少大学建立了联系，疑似抑郁症学生都会送往这里救治。”张伯全坦言，面对这些“抑郁”的面孔，医务人员不能有轻视，更不能歧视，应立即展开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最大程度地对病情进行早期干预，也许就能及时挽救一个生命。
社会大众对这方面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全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刻不容缓。张伯全也表示，“精神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他表示，这种教育“渗透”不应仅仅局限在学校，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精神卫生法》明确了政府、医疗机构的职责，将形成“合力”，对重塑青少年精神健康大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