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证是命
2006年，有次回家，杨德志意外地发现，家门被撬了。
失去的，除了冰箱、洗衣机、彩电，还有杨德志柜子里的衣服。“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杨德志认定，杨子龙拿去卖了“破烂”，接着挥霍掉了。
“我不能和他相处下去了，这样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打不过他，我躲还不行吗？”2007年4月，杨德志忍无可忍，带着他玉林里的房产证，开始了一场“逃离”。
这是一套位于北京二环边上的房子，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按照北京飙升的房价，这套房子很快就过百万了。虽然把房子让给杨子龙居住，杨德志却担心，儿子最终会打房子的主意。
从中间拦腰一折，再从右边掀起4分之一，红色的皮质封面并不听话，杨德志使劲一压——他满意了，房产证被折成了和户口本大小相仿的模样。从此，他把它封进塑料袋，揣进兜里。
此后6年，无论白天或黑夜，杨德志总把它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位置。白天，是贴近他肋骨的外套口袋；晚上睡觉，就把它拴在腰上。杨德志总要摸一摸，感觉到它硌着自己的硬度才踏实。
也就从那时开始，杨德志打定主意：不让儿子拿到自己一分钱财产，迫使儿子去劳动，自食其力。
今年5月2日，有电视台记者找到杨德志。面对镜头，杨德志展示了他的房产证。原本透明的塑料袋，已呈现出复杂的色泽。杨德志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拆开，小心地拎出房产证。
“房产证是命！”杨德志突然抬高声调，翻开房产证的内页，示意记者拍摄。那里有一个鲜红的公章。“别看这个证破，可都是真的！”
捡瓶子供孩子留学
5月2日，杨德志录完电视台的节目，骑着电动车，回到他和王秀兰现在居住的地方。
从一块“分钟寺欢迎你”的路牌进去，穿过密布川菜馆、东北菜馆、播放高分贝音乐的2元店的主街，再往东进入一条垃圾遍地的胡同，杨德志熟练地穿梭其中。
这原本是一间13.8平方米的教师宿舍，位于南三环外城中村分钟寺内。6年前，老两口搬来这里。
茶几上，是一把已经发黑、开始往外溢水的香蕉，10元3包、临近保质期的雪饼，还有一台2元钱买来的收音机。就是这台收音机，让杨德志听到中华遗嘱库建立的消息。当时，他激动得半宿没睡着觉。
他劝说妻子，也去立份内容相同的遗嘱，王秀兰却还在踌躇。与丈夫相比，她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但“犟脾气”的丈夫和“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
“你看我们家正常吗？吃最便宜的，用最便宜的，别管东西有用没用，逮着便宜的就往家里抱。”王秀兰叹息。
这远不是他们最窘迫的时候。2003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加上杨子龙的强硬要求，并不宽裕的夫妇俩，想送儿子赴荷兰留学。前前后后，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
“在当时，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杨德志抽了口“红梅”，这烟3元一包。
那时，他们的生活，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王秀兰在地上看见个瓶子，就会捡起来，一天捡上十个八个，只能挣个几毛钱。但在王秀兰看来，这都是钱。
事与愿违。2006年9月，杨子龙被遣返回国，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时至今日，“海归”的他，依然靠打零工混日。
把儿子的照片捆起来
杨子龙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都是被钱‘烧’的，再加上出外留学，他被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苍蝇蚊子’带坏了。”杨德志认为。退休高级教师王秀兰育才无数，却对大儿子的现状百思不解。她开始关心起电视上教育失败的案例，想从中寻觅答案。
好在，夫妇俩还有他们带大的二儿子。看到妈妈挨打，他会跳起来，和大哥急。怕大哥来骚扰父母，有一年，他特意搬来分钟寺，守在爸妈身边。
都市快报记者一直试图联系杨子龙，但也许是出于种种顾虑，无论是杨德志还是王秀兰，都拒绝提供两个儿子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到杨子龙居住的玉林里，但房内一直无人应答。一个邻居说，这套房子早在一两年前就租了出去。
而在杨德志的房间里，两张并排单人床上，他藏着一个连妻子都不知的秘密。那是一个玻璃相框，镶嵌着杨子龙小时候的照片。杨德志用蓝色的布条，一层层地把相框捆绑起来，打了一个十字结。
“我不想看到他，免得我自己腻歪(厌烦)。”相框的位置，正在他每天睡觉时躺下的位置，一伸脚，就能蹬到。
这张照片上的儿子，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6年前，从家里“逃”出时，杨德志将它与房产证一起带出。6年了，一直没丢弃。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遗嘱内容经采访对象本人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