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有贪官，统治者总是从文武两手加以整治，甚至奇招频出，但往往收效甚微。如果说法治是治愈腐败绝症的药物之一，那么酷刑连药物都不算。不管多么残酷的刑罚，都对腐败无效，只有完善制度，才能让贪腐者无从下手。
古代一般在何时大力治贪
一般在朝代更替或皇帝登基之后会大力惩治贪官。参加过农民起义的明太祖朱元璋，因对官吏贪赃枉法有深刻体会，更知官吏廉洁对初定天下的意义，因此，明律较前代加重了对官吏贪赃受贿罪的处罚。
而雍正继承了康熙统治后期倦政带来的官员贪腐、国库虚空、储位内耗局面，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欲以治贪为突破口求得政治一新。
卖官制初衷竟是为了反贪
贪污不外乎围绕着钱、权、色三样，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也无大的变化。但古代称买官则比较“文雅”，客气地称之为“赀选”，而国家府衙则是名正言顺的大卖主。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
令人叹服的是，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期，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为了避免家贫者为吏则贪，所以纳赀为官。西汉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交四万钱就可以做官，皇家卖官打了个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
狠招损招奇招花样翻新
中国古代惩治贪官多用重典，据说在舜时创立的五刑中就有“鞭作官刑”。从云梦出土的《秦律》来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置也极严。顾炎武《日知录》卷五总结了历代惩贪的法律：两汉对贪官赃十金以上均处以“弃市”刑，并规定其子孙不得为官。
唐太宗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什么，你贪多少，就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搞得官员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明初还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还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可自行把贪官绑起来，送京治罪，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警示教育让人胆战心惊，千古未有。
朱元璋还想出奇招治贪，不许地方官在任职地娶媳妇就是办法之一。他的逻辑是，官员娶了任职地的女人，家族贪污会更方便。所以，一要杜绝官员在家乡做官，二要杜绝官员在任职地成家、买房。
家天下体制是贪腐之源
以治贪最厉害的朱元璋为例，就连他都觉得光靠劝诫、监察和刑罚是抓不完、杀不完贪官的，他已经对从体制内根治贪腐丧失了信心，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了无人敢于尝试的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上。
在种种严厉措施之下，明初吏治得到很大改善。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吏的贪赃枉法，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历代王朝开国前几十年，留在史书里的形象基本都大同小异：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百姓富足。但这些成绩往往维持不了多久，许多治贪方法最后都流于形式。个别官员的贪污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有不法行为，但大面积的官员贪污，就不能不说是制度的漏洞所致了，“滔滔者天下皆是”，是因家天下的体制本身决定它即是腐败之源。
（据《教育前沿-理论版》《文萃周末》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