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当代文学不妨沉着前行（读写人生）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据媒体报道，莫言的手机一度被海量电话打爆，莫言的小说在各大书店被读者排队购买，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很快被踏破门槛，连他家院子里的萝卜也被游客拔光……如果要将人们对莫言的热情看作是对当代文学的热情的话，那么这种热情简直已经久违多年了。
不管那些涌向书店的读者是出于何种目的，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崇拜、对莫言的喜爱，或者仅仅只是凑热闹，只要他们把书买回家去，耐心读上几本，这对当代文学都是个好消息。但是莫言得奖带来的影响显然不应仅限于此。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诺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多名专家学者纷纷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几度擦肩总留憾 一朝花落终有缘
在中国民间，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存有各种说法。年年颁奖前后，都有“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有多远？”一类的文章问世。人们将诺贝尔文学奖与作家创作、文学翻译、文化差异乃至政治因素广泛联系起来，其中一个流行较广的看法，是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因为语言与专业的因素对评价中国文学力有不逮，而且出于其他非文学原因对中国作家存有偏见。在这次会上，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利用他所掌握的一手材料，纠正了人们的这种认识。
“我曾去诺贝尔奖的档案馆查资料，每次他们的主席、副主席以及书记都很谦虚地问我：‘你觉得哪位中国作家可以获奖？’‘对某某作家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们其实怀有中国情结。”赵白生说，“曾经有人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斯图尔·阿兰：中国作家的水平怎么样？阿兰说：我们特别想把这个奖颁给中国作家，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来自中国的比较可信的提名。我们也很着急，希望能早日促成此事。”
在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几度擦肩而过，多少印证了阿兰所言。广为人知并有文章记录的第一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先生。当时，诺贝尔奖派出专员到中国来了解情况，最后有意把奖颁给鲁迅。但是鲁迅婉拒了这个荣誉，并且说：不要把这个奖给中国作家，如果给了，他们可能自我膨胀。在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里，可以找到相似的表述，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是极度具有自省意识的伟大作家，他的一生都在战斗、在批判，因而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给出这种冷静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继续接触。这第二个作家便是林语堂，可惜只是入了围，在最后审读讨论他的作品的时候，结论是深度不够，因此落选。此后是沈从文。赵白生介绍说：“我查了档案，1988年确实已经准备把奖给沈从文了，这个奖一般是在10月份宣布，可惜沈从文早此一步去世了，从而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到了莫言这里，这个几来几去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尘埃落定。从鲁迅到沈从文再到莫言，如果把这三位诺贝尔文学奖所青睐的中国作家相比较，大家突然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似与不似、变与不变之处——乡土传统与文学语言就是两个最好的观测点。
乡土传统续脉络 文学语言分经纬
乡村似乎总是孕育优秀文学作品的摇篮。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都把目光投向乡野，在他们熟悉的乡村故园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鲁迅笔下的乡村给人以昏沉、萧索的印象，生活其间的村民痛苦而愚昧。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乡村的书写兼有反思与启蒙的感情色彩。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则是另一派风光，那里山清水秀，奇幻浪漫，生活其间的人们，身上散发着自由与野性的光芒，沈从文的笔端流淌着同情、纯真与理想主义。
在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看来，莫言笔下的乡村，融会与发展了鲁迅与沈从文所代表的不同的乡土文学传统。刘洪涛说，从莫言《红高粱》中人物的蛮野粗豪、狂傲刚勇，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村民的雄迈强健、野性难驯，把原始生命形态理想化的倾向是两位作家的共同之处。但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凝重与苦涩、描写高密人的原始野性被消耗在无谓的杀伐与争斗中，则又折射出他亲近鲁迅传统的一面。“莫言把一个兼具本土色彩与现代性的乡土文学世界呈现给了世人，他的获奖证明了他所创造的这个文学世界获得了认同，这也显示了中国乡土文学两个传统的深厚内涵与艺术魅力。”刘洪涛说。
文学语言则成为莫言区别于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评论家通常认为，莫言的语言难以被模仿，因为它弥漫着民间的、狂放的、恣肆的、自由的气息，对感官的描写极其丰富、具象，它的语汇、修辞、意象、狂欢化的表述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是否这些特点就意味着这是最好的文学语言？相比于鲁迅语言的简劲深刻、沈从文语言的清新优美，又该如何评价莫言如此繁复具象的语言？平心而论，鲁迅的古朴简劲，沈从文的清新优雅，都是极高的文学境界，多少受益于他们对于传统语言的谙熟，而这一点恰恰是生长于传统语言被变革之后的一代作家，所往往欠缺的。
“到了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语言与技巧显得越发多姿多彩，莫言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但是否繁复、丰富的语言就是一切？”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由文学语言想到更多，他说，“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洗尽铅华之拙朴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今天我们迈过固执的鲁迅、天真的沈从文，迈过拙朴的现代文学，是否遗失了一些不该遗失的东西？”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莫言的小说语言。他把鲁迅作品中的“示众”描写与莫言作品中的“行刑”描写做了对比，“一个是带有真正的同情心，怒其不争；一个却把血淋淋的场景写得那么细致、那么狂欢——你可以看到，谁在奋力批判时是带着温情的”。肖鹰同时说，基本语式、描写手法、叙事风格上的自我重复，是存在于莫言文学中的另一个问题。
不以无奖而失落 不以得奖而癫狂
在这次座谈会上，学者们谈得很多并在较大层面上取得的一个共识，是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诺贝尔文学奖，清醒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且保持对中国文学的自信。“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即便在当代中国国内，要论谁的作品好，怎么排座次，专家们与读者们可能都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何况隔着语言鸿沟、文化隔阂、地域差异，由几个人来评全世界的文学家？”北京大学车槿山教授说。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作家，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此就模糊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判断。换言之，文学作品的好坏，不应以是否得奖论英雄。在赵白生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很多时候都没能颁给最优秀的作家。但这并非是优秀作家的损失，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损失。伟大如托尔斯泰者，也未能获奖，这只会让诺贝尔文学奖“抱憾终身”。
“法国可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国度，但是法国人并未将获得这个奖项看作多么大的一件事。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尽管这个奖的奖金极少，但是法国作家争得一塌糊涂。”车槿山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文学经典化的一个主要渠道是美国文学史。但是很多评上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美国文学史却不予承认与收录。这当然不是美国要跟诺贝尔文学奖过不去，而是说明他们抱有一颗平常心，没有盲目崇拜，而是恪守着自己评价文学的标准。
美国都如此，何况中国？不论其他，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就更应有自信的底气，就更应有勇气坚守自己的文学传统、坚信自己对文学的感觉、坚持自己甄别文学的标准。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因无奖而失落，不因得奖而癫狂。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郁教授说得好：“莫言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我们更该关注当下的文学。”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大奖临门的喜剧中，我们看到了不少“消费”莫言的行为，看到了网上关于莫言可以在北京五环内买多大房子的热论，但是莫言本人却保持着难得的低调。莫言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随着一个作家作品数量的日渐增加与名声的逐步积累，他在物质生活上开始与广大民众拉开距离，随之在感情上也与人民大众拉开距离。他的目光被更荣耀的头衔、更舒适的生活吸引，他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懒惰平庸，他逐渐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与强烈的爱憎，逐渐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他开始追求所谓的高雅趣味，在奢侈虚荣的消费中沾沾自喜，沉溺在垃圾信息里并津津乐道。他的创作也许还能博得喝彩，但实际上已是没有真情介入的文字游戏，这样的结局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读过这段话，我认为它比诺贝尔文学奖更能让人生出对莫言的尊敬与期待。
中国古有《击壤歌》，其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勤奋创作，潜心提升，“诺奖”又何有于我哉！张 健 王义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