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十方来求者重重包围的南怀瑾，95岁还在探索承载他理想的“教育试验田”
秋天的江南，草木葱郁。中午太阳高的时候，陈华会停下修车的活，踮起脚望望对面的太湖大学堂。他看到的，仍然是爬满藤蔓的围墙。
位于江苏省吴江市庙港的联强村和大学堂只有一路之隔，村民眼里却是两个世界。“夏天，那边靠着湖很凉快，这边很热。”
陈华至今纳闷，“那个买下这块风水宝地的台湾人，本事怎么这么大！”
实际上，很少有村民能说出这个“老头子”的究竟，他们只能从每周末停满路边的外地豪车判断，“来的人不简单。”
偶尔，大学堂也会与村子发生交集。今年新生报名，村民赵峰的餐馆就进来一位来自深圳的家长，家长异常崇拜地讲述着他眼中的“南老师”。由此，赵峰第一次知道，他口中的“老头子”叫什么。
只是，当这名家长说，孩子送到这里上学，每年学费要十几万时，赵峰的心里划过一丝失落。
“6年得将近100万！”这对开餐馆的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好在，他能找到安慰，因为即使村里最有钱的老板，也没有把孩子送到对面的这所学校。
“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小的孩子，能学到什么呢？”赵峰挠了挠头，“老头子真就这么神？”
“南怀瑾争夺战”
南怀瑾去世月余，他最后的栖息地太湖大学堂，神秘依旧。
门卫森严的铁栅栏外，欲入内缅怀“南师”的追随者们被拒后，放下鲜花，双手合十，虔诚祷告。
吴江坊间传说，南怀瑾晚年定居于此，属于命中注定的缘分：时任市委书记汝留根的名字，让有意归根大陆的南怀瑾心生“留根于此”的念想。
南怀瑾生前也多次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汝大书记的名字把我骗来的。”汝留根赶紧解释：“我要是能骗得了你，我就不得了了！”
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城吴江，能从“南怀瑾争夺战”中胜出殊为不易。澳门、杭州、上海、北京，谁都想引进南怀瑾，哪一个名头都比吴江响。
汝留根承认，当时忙于招商引资的他，对南怀瑾了解并不多，争取南怀瑾更主要是出于吸引台资的需要，“台湾的企业家对他很崇拜，他如果来吴江，对我们招商引资有好处。”
烟波浩渺的太湖触动了南怀瑾。时年83岁的他拍板买下300亩滩涂地，于远山近水、绿树成阴中，想着未来在此“骑着小驴子读书修行，一定非常好玩”。
尽管土地资源紧张，但认定南怀瑾是个“宝”的汝留根大方表态：“要多少给多少。”汝留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们给南怀瑾的价格是4万元/亩，这个价格实属亏本，时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觉得太低，两次致电汝留根过问此事。直到听说杭州市一主要官员因没能引来南怀瑾被省领导批评后，汝留根这才为当初的坚持感到骄傲。
“寻找精神慰藉”
南怀瑾亲自敲定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历经7年土木后，太湖大学堂于2006年建成。
在吴江市教育局的备案中，太湖大学堂只是吴江市属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但却与众多著名学府渊源颇深。正门右侧牌子上一长串合作单位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等，彰显学堂气势不凡。
2006年7月1日，89岁的南怀瑾在大学堂首次开讲，一连七日，内容是禅修与生命科学。据说，听课名单上原本只有十几人，最终来了80人。
这个一般人难以叩开大门的神秘学堂，因有南怀瑾，吸引了一批政商人士，其中不乏身份显赫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国家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走进大学堂的亦不乏知名学者，既有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也有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南怀瑾的形象仙风道骨，气质不凡，“让人一见而产生崇敬”。这些饱受现实困扰的政商界人士，都想从南怀瑾那里“寻找精神的慰藉”。
吴江市老领导于孟达多次走进南怀瑾的课堂，听众有企业家、官员，也有大学校长，由于南怀瑾的乐清口音重，于孟达并不能完全听懂，借助南怀瑾弟子的板书才能领会大致意思。
一次讲中国文化，南怀瑾旁征博引，语气坚定地说要继承中华文化，曾旅居美国3年的他断言：“和中华文化相比，西方文化差距大了！”
让于孟达印象深刻的是，南怀瑾“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但讲的内容又很独特。比如，他不会跟企业家讲怎么办好工厂，而是从做人的角度谈，“很有深度，让人听了豁然开朗”。
如南怀瑾弟子所言，来找南怀瑾的人大多带着心结。不时陪领导来拜访南怀瑾的汝留根，也在为官、做人、做事上多次受到他的指点。南怀瑾指点汝留根的方式很特别，不直说，而以手书墨宝相赠，“不顺时他会鼓励，顺利时他会泼冷水，特别是教导我做人要低调。”汝留根对本报记者说。
被当成“活神仙”的“三陪老人”
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说，自2006年定居大学堂，南怀瑾6年来公开授课50余次，听者无数，但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获邀采访大学堂毕业典礼的台湾媒体记录了南怀瑾三次公开出现的场合，“记者只允许遥听、遥望南怀瑾的言行，不准近身采访或摄影，连拍照都是数度沟通，答应不使用闪光灯才放行。”有读者据此评论，“南老都快与世隔绝了！”
每晚6点的晚餐时间，南怀瑾准时出现在餐厅。用餐时，身旁坐着两岸三地的求见者，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来前先要预约，并经过南怀瑾身边工作人员把关方可，即使南怀瑾的儿子，也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父亲的。
据上述媒体介绍，大学堂餐厅设两圆桌，每桌可坐十来人，南怀瑾主桌都是求见的企业老板或学者，另一桌则是弟子与媒体。当晚和南怀瑾同桌的人，有求发展的台湾药商，也有周瑞金。“除了谈论时下政局，企业家则多和南怀瑾分享产品，希望通过他的协助在大陆打开市场。”
饭桌上，南怀瑾一如往常闲适地抽着烟，喝着永远不变的两碗番薯稀饭。
尽管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显然他吃得并不顺畅。来客会抓住机会问各种问题，问神通、问官运、问财路、问婚姻、问长寿，把他当成了“活神仙”。
南怀瑾尽可能给人欢喜，不厌其烦回答各种问题。他笑脸迎客，“陪吃饭，陪聊天，陪照相”。临了，还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口。弟子的回忆中，站在门口的南怀瑾，“眼神满是不舍”。
没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变成“三陪老人”，他确有对此流露无奈，“见许多不想见的人，听许多不想听的故事，讲许多不想讲的话，做许多不想做的事情。”
四十多岁了，你还不回来学习？财迷一个！
南怀瑾的年龄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越来越多。
查旭东感觉到了南怀瑾的无奈。他定居吴江七都小镇，就是因为拜访者太多，必须去一个相对僻静又距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地方。
可他没能如愿，同此前寓居香港时一样，大学堂的食堂成了“人民公社”，来者可“随便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