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监狱，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建，是当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从1927年至1937年间，在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数，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包括彭湃、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他们牺牲前，或受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背叛中国共产党。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这是多次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它的作者是方志敏。1935年1月，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北上抗日途中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的回答是：“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信仰就是引领他们前进的天，人民就是支撑他们奋斗的地。
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四团的勇士们，抢下泸定桥，在挽救几乎陷入绝境的长征队伍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陈树湘。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位老人身后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如今，老人还清晰记得70多年前那个惨烈的故事。
【同期】88岁湖南省道县石马神村村民许英：从那里头抬着一个当官的出来，国民党的兵抬着他到城里去，这个当官的他就不想走了，他就在这里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就扯断了，在这里牺牲了。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信仰的宗旨
70多年前的1938年，就在这条通往延安的小路上，一行人匆匆地赶着路。尽管他们已经这样连续走了两个多月，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期待与兴奋。两个多月前的7月6日，年仅17岁的于蓝谎称要去天津参加同学的婚礼，带着继母给的五块钱从北京出发踏上了追求自己信仰的道路。这一走，就是1000公里的路程，用了两个多月。在接近延安的时候，懵懂之年的于蓝渐渐感受到了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
【同期】表演艺术家于蓝：到那就知道了，人家老百姓主动给你做饭，也不要钱，那你就明白了，就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很亲密，所以这钱也不要我付呀。
于蓝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夏日的傍晚，马轻快地奔驰着，我感觉这一切是那么新奇而又神秘啊！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无数青年前往延安的必经之处。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室，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在这张编号804001的桌子前，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前往延安的人数就达2288人。在他们当中，据统计，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过1/3。这其中就包括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高级幕僚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以及众多东北军将领的子女。
奔赴延安的人们，看到的共产党人，是无处不在的对崇高信仰的躬身实践。一位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那么，弥漫在空气中的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气息，又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
张思德，一个在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同志，曾经在战斗中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多次负伤。经历三过草地的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的职务还只是一个班长。1942年部队整编，他又到中央警卫团当普通战士。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编草鞋、喂战马。1944年，他主动报名到离延安70多里路的安塞县生产农场烧木炭。一天，炭窑在雨中崩塌，危急时刻，他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土里牺牲了。
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留下大功大业，唯一留下的这张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一个四五十岁的普通农民。然而，他却拥有充满幸福感的开心笑容。这个笑容让人动情，让人看到了普通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宗旨。
没有实践的信仰是空想，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奋斗，贯穿了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那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高中一年级，十五六岁的年纪，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需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65年前，那个同样15岁的女孩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比刘胡兰大3岁的白天广老人，当时就站在周围的乡亲们中间。
【同期】82岁刘胡兰村村民白天广：当时国民党兵上去推刘胡兰，刘胡兰甩了他一下，我能走，几步就到了铡刀面前，那时候戴了个白毛巾，她把毛巾重新裹了一下，把毛巾弄好以后，她就看了一下，把群众看了一圈，她一下就扑到铡刀里头。
人们在为刘胡兰惋惜的同时，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15岁的小姑娘，是否真的明白，她毅然放弃生命要坚守的，要获取的，到底是什么？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已经是预备党员的刘胡兰在文水县县长顾永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让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她的穷乡亲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同期】刘胡兰纪念馆副书记陈湘平：当时我的爷爷的大哥，我们也叫爷爷，和刘胡兰一块儿就义的，叫陈树荣，这个人一辈子不信神不信鬼，但是那一年呢，他专门烧香磕头，刘胡兰就问了，哎，陈大爷，你今天是给谁烧香，他说我不是给神烧香，我是给(共产党的县长)顾永田烧香，就说明咱们共产党那会儿的政策就深入到这种情况，最贫苦最穷的农民当中他知道共产党好。
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人民群众用小米哺育了苏区、边区、解放区，用肩膀支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无数子弟的鲜血，染红了党旗、军旗和新中国的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