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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票价降低到底卡在哪儿?演出商投入巨大粗放

2012-09-05 15:25:00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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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歌手陈奕迅的演唱会,香港的最低票价为180元港币,最高为680元港币;而在深圳,最低票价为180元人民币(约220元港币),最高票价却达1280元人民币(约1562元港币)。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离“歌神”最近的“握手位”只需880元港币(约713元人民币),但在深圳,最高票价高达1380元人民币……

  演出事业如火如荼给广大歌迷带来了听觉和视觉的享受,但动辄上千元的演出票价让市民大呼“伤不起”。是什么造成了如今演出市场高票价的局面?文化市场演出票价应该多高,文化消费应如何解决“亲民”之困?

  高票价让人望而却步

  “北京、深圳、香港、马来西亚、台湾的演唱会都买票看过,明显感受到深圳的票价贵。比如,在香港红馆,一般的演出价位为200元至800元港币,但在深圳,几乎都是300元到1000多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国外超级巨星在香港演出的票价。”一位香港观众告诉记者,对于香港观众来说,看明星演唱会几乎不会成为生活负担,“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只要想看,都可以买票观看。”

  而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商业性演出票价,动辄几百元,一些大腕明星的演出票价更高达几千元。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北京一些演出的最高票价就已经升高至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程度。

  2001年,在北京紫禁城举办的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最高票价达到了2000美元。尽管这一档位的票极少卖出,但2000美元的票价就此为北京日后的演出票价设置了一个标杆。与之相对应,当时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其他国家的音乐会,最高票价也就两三百美元。

  据统计,2010年有1238位艺人在美国开演唱会,平均票价约为205.3元人民币,而我国2010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则达676.5元,是美国的3倍多,遥遥领先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内地的演出票价到底高不高?对此,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乾武直言,现在的演出票价“就是高”,演出高票价一直以来都是阻碍市民走进剧场的一大障碍。

  歌华中演总经理张长城则表示,“票价高不高”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有着直接关系。一般人买东西超过其可支配收入的5%,就会觉得价格高。

  降低票价到底卡在哪里

  有业内人士指出,演出高票价源于成本持续走高。据杨乾武分析,在欧美演出市场,剧场作为文化设施,要么是剧院的,要么是独立的,它往往自己承担风险,或者主动制作或邀请演出单位合作,共担风险。它不会把风险完全推给演出方,自己稳收场租。但我国的剧场几乎都属于后者,而且场租费不低。

  有数据表明,同等档次的场馆,内地一线城市的场地费是香港的8倍。除此之外,内地演出商还要承担高额的舞台费用,而且巨大、粗放式的投入也使演出商把成本摊到票价中。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认为:“就流行音乐演唱会来说,首先是它本身的成本高,比如说场地、安保、宣传费用高,主办方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收回成本。”

  话剧制作人袁鸿对此也有着深刻感受。北京的小剧场每场场租为3000元至5000元,而一些大剧院平均每天的场租高达数万元,4小时一个单元的装台费高达两三万元。过高的场租导致演出成本增加,票价自然居高不下。

  对于过高的票价,观众不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觉得“不值当”,票价与演出的艺术水准很难吻合。“现在各类演出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如果花高价能看到一场优质演出也行,但现实中很难如愿。”一位观众忧心地说。

  因此,演出票价高低与艺术水准息息相关。“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票价高或者低。比如意大利歌唱家在北京演《图兰朵》,只演一场,票价1500美元一张,这场演出是为了满足一个小众群体的兴趣爱好。但是有些政府、事业单位的演出团体,以及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他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应该实行低票价甚至免票,所以票价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影视演员杨立新说。

  杨立新分析认为,票价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演出者的经营成本,票价过低,经营成本受到伤害,就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演出者没有积极性,要么演出的剧团彻底死掉。另一个是广大观众的经济承受能力。

  如何让更多人主动走进剧场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当前,演出票价如何更合理,以实现艺术经营与市场经营双赢?

  谈到票价和经营管理问题,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认为,演出吸引观众的基本经验是艺术上要坚持高品质,运营上要坚持市场运作,这样方能有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因此,在剧目规范上,国家大剧院努力寻求艺术性、观赏性兼具的艺术精品;在原创剧目上,切实解决“为谁制作让谁看”的问题,不以获奖为目的,而以广大观众是否接受为标准。

  国家大剧院党委副书记郭玉良认为,政府应根据文化产品的不同层次,制定相应的扶植措施。他建议,在提倡培养文化消费理念的前提下,政府应通过资金上适当补贴、政策上有效支持、姿态上积极鼓励的方式,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助推力。

  “政府要扶植,但也不能全部买单。”郭玉良说,剧场、演出单位在拓展经营模式、提升原创能力,从而降低成本的努力上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杨乾武表示,要想降低票价,作为占有主要文化资源的政府扶持的院团,应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应以中低价位的票保障大多数观众欣赏艺术的权益,培养和积累观众,并且努力创作、排演高品质的剧目,引导和提升观众的艺术品位和欣赏水准。(本报记者 李 慧 本报通讯员 谢 琳)

[作者:刘欢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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