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也不再是一个个体舞者，他们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可有4000元的收入。
“所以，你们别只关注我自己。”杨丽萍说，她一直担心，这样的团队以后还能否出现，“怎么来接我的棒？”现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很多剧团都要求企业化改制，“但国家还是一年养、三年扶持、五年才断奶。做国家指定的东西太多了。”高成明说，“舞蹈圈里纯粹的人还是少了点。”
舞蹈审查也一直存在。因“非典”停演后，杨丽萍找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政府支持。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过后，就要下四个节目。“天葬那一场，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后来《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当地生殖器的口语，也要删。
但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杨丽萍，已经学会与政府、媒体和商人打交道。“还是那句话，要清楚游戏的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这是肯定的。”
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而不是去埋怨因为没有钱制作孔雀裙，上不了台。“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充满空灵，而且没有任何的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商业行为不会影响到艺术吗？她反问：你有那么脆弱吗？“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迷失自己的艺术方向。”
跳独舞时，杨丽萍几乎拒绝一切媒体，但《云南映象》后，她开始耐着性子面对公众。她依然不喜欢被采访，但也开始接受，“我和媒体是一个生态”。
“后现代孔雀”
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终于证明，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因发自心底的坚持，以及对美的追求。
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个性成就了她。几十年前，因为不愿意读毛主席语录，杨丽萍就努力想办法逃避，比如，说嘴巴里起了一个泡；但这种个性也带来麻烦，云南政协改选时，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去参加，她迟到了好久，到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可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她的纯粹，还表现在她的“符号”上——几十年来，她爱孔雀，跳孔雀，久而久之，眉眼间也现出孔雀的神气。她也打算用《孔雀》来收官。“天鹅是西方舞蹈的代表，那么，东方舞蹈的代表就应该是孔雀。”事实上，《雀之恋》就是《孔雀》的一部分。
但这只孔雀生活的环境已然变化。她去云南的山寨采风，发现村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艺术，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因为“想学城里人”。
“最早的唱歌跳舞是跟生命、跟生活有关，但现在村子都变成城市生活的话，他们哪来的兴趣再传承这种东西？”她为此忧虑。
现代文明的侵蚀是迅速的，连剧团里的演员虾嘎也有了变化，“生活态度变了，想要穿名牌，常想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跳舞。”在物质诱惑下，如何留住优秀演员的困境，杨丽萍也遇到了。
但她坚持认为，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因此，2012年春晚，她选择王迪来当自己的搭档，而不是自己舞蹈团的少数民族男演员。王迪本是跳现代舞的，《雀之恋》则是展现中国民族艺术魅力，杨丽萍说，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正是自己追求的“新东方美学”，因此被朋友开玩笑地叫做“后现代孔雀”。
她再次成功了。两只孔雀精美的造型、精巧的动作、精致的情感、精湛的演绎，震撼了观众。
“光传承还不行，还得创作适合现代东方的艺术，虽然是现代的，但绝对还是东方的。”杨丽萍认为，如果中国舞蹈发展需要一个方向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但这种创作，需要人能够沉静下来，需要平实的、非功利的社会氛围和舞蹈环境，需要有一个真正有利于艺术创造的文化体制。“全社会配套机制不完善前，艺术改制也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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