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哎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搁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吴书记，又到工地上来了？质量绝对保证，这是为俺自己造地，能不上心？”
“今年的收入？中！俺家那个桃园，挣了20多万。”
“俺那几个大棚啊，今年种的黄瓜，挣个十四五万没问题。就是您当初说的，比种庄稼强多啦！”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来万；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七十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指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指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烫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脚指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帮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侍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稠，有稀的一起稀。”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别人家端着红薯稀饭正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 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