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日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问题”。高达83%的受访者认为，信息公开不力的官员，其个人应被追究责任。体制内就职者及高学历者对此更为认同，认为“需要追责官员”的人分别多达88%及86%。“与其说这样的数据意味着老百姓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的不信任，不如说，这些高比例的数字代表着当今中国社会公民知情权的不断觉醒、社会监督意识的增强。”
社会进入了透明、公开时代，知情权、参与权，信息透明、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公众的常态化诉求，依此构建安全、健康、理性和有序的生活空间。正如原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6年签署《信息自由法》时所言：“在国家安全许可的范围内，人民能够得到全部新信息时，民主政治才能最好地运行。任何人不可能对可以公开的决定蒙上秘密的屏幕而不损害公共利益。”原美国司法部长克拉克也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
可由于我们当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对“不公开”、“伪公开”、“隐形对抗公开”，出台详细的处罚细则、专门性问责条例，就是故意不公开相关信息，也不会受到处罚，所谓的“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等公开精神，就会严重悬空，公众的知情权严重受损。比如，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添加剂的总量，是否是转基因食品，是否含有防腐剂，汞含量是否超标等，相关部门和企业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公开，就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
为了让彰显社会进步的公开精神成为社会发展重要构成，应对这种“公开不彻底”、“不愿公开”，出台必要的问责条款。既然公开能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就应该为这种公开不足、查漏补缺，打上“制度补丁”。
比如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明确了对以下行为“应当追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过错责任”，比如“通报批评”、“调离工作岗位”：（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未按照规定的公开范围和期限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不及时更新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已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提供政府信息的申请，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或拖延办理，或者对应当提供的政府信息不提供及提供虚假政府信息的；（七）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其他行为……这对于信息公开是一个积极推动。只有让不公开行为受到制度威慑，受到重罚，违规者的违规成本高了，其对于信息公开心不在焉的懈怠意识，才能得到遏制；其内在的公开敬畏感，才能提升到重要位置。“虚假公开”、“不公开”等不良行为，也就不敢轻易露面。
因此，国家层面也应该及时出台此类规定，对信息不公开者或者不愿公开者，高举问责利剑，让违规者受到严厉处罚为信息公开提供制度护航，让法律法规成为积极公开的推进剂。让法规培养整个社会的积极公开意识，让透明公正得到更多积极落实。 □耿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