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9日召开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有公益界人士呼吁改革社会团体、基金会一体的中国慈善会体制。
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是中国两大慈善组织，公益界部分人士认为中国逾千家慈善会与各级民政部门关系交错，“官办”色彩浓厚，抑制了民间社会组织发展。
对此，中华慈善总会表示，是否官办不能只从业务角度判断。民政部则表示，未来将推动包括慈善会等公益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独立开展活动，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并且接受社会监督”。
一纸通知背后的政府力量
“去捐款时，满屋子各个企业的人，民政科的人对我说，你们这么大的公司，不能捐得比别人少吧。”
2013年3月26日，海淀区政府官网上登出一个西北旺镇关于开展“春雨行动应急救助”公益募捐活动方案。
方案显示：为积极响应市、区慈善协会号召，开展此募捐活动，活动以辖区企事业单位、公司、机关团体、商业服务部门为主，个人为辅助的原则，采取自愿捐助的方式进行募捐。
捐款接收办公室为西北旺镇社会事务管理科。
“说是不强捐，但还是这个意思，公司开在人家地盘上，谁能不捐。”5月31日，位于海淀区海淀街道的某IT企业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两年前，其所在企业也应同一项目的一纸通知，将5000元捐款送到了海淀街道民政科。
“去捐款时，满屋子各企业的人，民政科的人对我说，你们这么大的公司，不能捐得比别人少吧。”而对捐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上述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通过民政部门发文募捐并指定慈善会接收捐款，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并不少见。
近年，黑龙江、江苏、甘肃、浙江、河南、山东、广东等多省民政部门发动了“慈善一日捐活动”，该活动提倡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的经济收入的善款，捐款被指定捐入当地慈善总会。
2012年，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这份报告以“慈善会系统”作为研究主体。
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2011年全国慈善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总额达203.89亿元，达到同年全国慈善捐赠收入总量的24.13%，接近1/4。
“虹吸”民间资源
全国为汶川地震捐赠资金中，约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总捐赠中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
慈善会巨大的募款能力，让一些业内人士称其为借助官办背景“虹吸”民间资源。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慈善资源的垄断在慈善会系统表现得最明显，这些机构垄断了社会大部分慈善捐赠资源，主要流向了政府“婆婆”所在的业务领域，弥补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实际上是政府变相与民间抢夺慈善资源，让民间慈善组织无法摆脱资源短缺困境。
对于“与民间抢夺慈善资源”的说法，中华慈善总会现任会长李本公并不认可：“除了救灾之外，我们每年募捐90%以上都是国外的资金，国内的老百姓的捐款每年也就一两百万。有人说我们挤占了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我们倒老想要，但要不到。”
但并非所有慈善会的捐赠都来自境外，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除了中华慈善总会外，“地方慈善会的捐赠资源还是以本地资源为主，通过政府发动例如‘一日捐’等活动，政府班子站台，从而获得本地资源的捐赠。”
在全国逾千家慈善总会中，成立于2001年的河南省慈善总会近年在信息公开和募捐活动开展方面都走在前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其捐赠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获捐资源都来自于河南本省，境外捐赠基本没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一项研究也佐证了徐永光的判断。
汶川地震后一年，邓国胜率团队做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为汶川地震捐赠资金中，约36%流向了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根据各地调研情况，邓国胜粗略估算，总捐赠中“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