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曹操墓的那场纷争使一件常规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闹剧，也使刘庆柱的名字从考古领域走进公众媒体的视野。在那场纷争中，古都城和帝王陵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刘庆柱成了“挺曹派”的有力筹码，相应地，他也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时过境迁，当有人问起他，面对强烈的质疑，他怎么看？他说：“一个学者，重要的就是要在风口浪尖把持住风向。真的就要说真的，假的就要说假的。不清楚就说不清楚，不能模棱两可。”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刘庆柱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从中学起，他开始对古典文学名著着迷，之后还通读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和一些介绍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书籍。由此他喜欢上了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学可以总结出社会发展不少规律性的东西，本着这个想法，他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读书的几年时间里，他越来越发现考古学才是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问，决定用一生的时间读懂它。
从第一次承担考古发掘开始，他的时间和人生都倾注在这份事业中。1972年，他负责秦都咸阳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学界崭露头角。之后，他用10年时间，全身心投入到汉唐帝陵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中。“那时，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徒步或骑自行车，每天穿行于旷野田间、崎岖的山路中，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却也一点不觉得苦。”刘庆柱说。1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基本完成了汉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百计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认为“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合著《西汉十一陵》，是90年代以来研究西汉帝陵的集大成着，论述全面，见解深刻，影响深远。”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陕西唐十八陵调查报告》被学界誉为“迄今为止对唐十八陵最为完整的考古调查报告，其功不可没。” 又被学术界认为：“由王子云、何正璜先生等参与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唐陵考察活动，是20世纪前半期对唐陵进行的一次最全面、最系统的考察工作，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唐十八陵考古调查，共同组成了20世纪唐陵调查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学术考察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2期，田有前：《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唐陵考察活动述评》)。1979年，作为汉长安城遗址的前瞻，刘庆柱承担了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汉代的长安城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想到这一待就是2年。对于别人考古发掘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的惯例来说，刘庆柱和妻子的田野工作总是那么特别。“那些年，家里的事我们都顾不上，孩子放在老人那里。”他说年轻时对工作的态度就是生活的全部。
之后的岁月，他接连进行了汉宣帝杜陵及汉长安城遗址和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其中，阿房宫遗址的发掘颠覆了人们对“火烧阿房宫”的惯有认识，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许是因为他研究领域的特殊，承担的考古项目每一次“出炉”都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一直到2008年曹操墓的发掘，虽然不是他承担的，但因他的坚持己见成了人们质疑的众矢之的。
曹操墓的认定有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曹操墓的认定至今仍然是“雾里看花”，很多人存有异议。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您是否还认定当初的结论？
刘庆柱：考古学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多，但术有专攻，比如对我来说，旧石器时代考古我只能说个大概，但古代帝王陵墓、古都城这块我就比较熟悉。医院的医生都分科，考古学也一样。所以，曹操墓我就敢认定，因为我们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以定性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定性。就跟打仗一样，该反攻的时候就要吹起冲锋号。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西高穴大墓已经具备一组完整的证据链。他们彼此佐证、相互印证。如从西高穴大墓的时代判断应为东汉晚期；从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规格与形制来看，都反映了该墓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它应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级墓葬；该墓位于邺城遗址以西14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魏王在东汉晚期去世者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中发现的7件石牌(还有1件是盗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之上刻铭魏武王应与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村西发现的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刻铭指明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可印证时代在东汉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过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西高穴大墓即应为曹操墓。
记者：有的人质疑证明曹操墓的铁证——石牌有造假之嫌，而且所书文字也与历史不符，您怎么看？
刘庆柱：其实这个道理不用讲太深，第一，如果石牌是假的，应该拿到潘家园市场去卖，埋墓里去干什么呢？第二，被盗出来的，可能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但是有没被盗的，就在墓下埋着，如果是后来人动土埋的，从考古学上就能看出来，这叫地层学，我们一刮就知道哪些是干扰过的地层，哪些是没被干扰的。第三，石牌上的文字。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流行语。比如现在说网民，10年前提“网民”不知道是什么，搞文字的一看这些流行语就知道是什么时候说的。曹操墓出土的石牌也是如此，比如“常所用”，有人质疑说“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中的“常所用”怎么能这样说呢？跟大白话似的。过去的文献，好多地方就叫“常所用”。
隋炀帝陵：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记者：隋炀帝陵前段时间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有的人说寒酸得不像帝王陵，而且帝王陵中常见的哀册也没见到，您觉得呢？
刘庆柱：隋炀帝的墓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首先，即使是帝王陵墓也得看你生前的政治地位，古今都一样。隋炀帝去世时经历了朝代更迭，唐朝后来也没给他平反，只给他进行了二次葬，二次葬就是迁葬。寒酸是情理中事。其次，墓志是真的。那为什么说搁墓志不给他搁哀册？再说哀册。哀册是身份的标志，在位的皇帝死了，或者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人死了都用哀册，如武则天的孙子——懿德太子，后来迁回来陪葬在乾陵，跟政治平反一样，弄个哀册。史思明在唐王朝是叛军，但割据一方后就称帝了，因此他儿子是按皇帝的规格给他下葬的，他就出哀册。那隋炀帝为什么没出呢？因为隋炀帝的儿子不争气没当上皇帝。所以帝王陵也要看背景。隋炀帝虽然是皇帝，但不是说当了皇帝永远是皇帝，皇帝是个政治概念，政治地位不存在了，皇帝的身份也就等于没了，变成了平民，变成平民怎么能出哀册呢？被推翻了，从政治上说就不是皇帝，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因此作为政治生命的象征，随葬品就不会有这个东西了。同样是帝王陵，不同时期尤其到衰败时期，都是不一样的。所谓“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挖不挖帝陵与发掘目的有关
记者：陈文帝陵被认为违背了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铁律，您怎么看？
刘庆柱：如果保护面临破坏的话那就要选择，如果你没有有效的保护方法，就要选择一个有效的保护方法。挖不挖帝陵与发掘目的有关，凡是为了“开发”“旅游”等目的而提出发掘帝陵的我都坚决反对。如果说帝陵面临无法保护的前提，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那样的发掘也是为了保护帝陵的目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既是如此也要考虑发掘与保护手段能否达到真正保护帝陵的目的。
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原来以为一般性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比如最近江苏扬州在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中，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发掘，到了墓底发现了墓志，根据墓志可能这是隋炀帝的二次葬的墓葬，但是你不能说扬州的考古工作者主动发掘帝陵了！同样，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发掘了狮子冲的南朝墓葬是陈文帝的陵墓，至少目前来说根据不足。但它是不是南朝的帝陵，现在也还说法不一，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慎之又慎，应该说对于古代遗存我们虽然已经有了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但是可以说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要多得多。目前来说，一方面是知道的帝陵不能发掘，另一方面是不知道的帝陵应该尽力搞清楚，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做到保护帝陵有的放矢。狮子冲的古墓应该科学界定其等级，可以通过墓园形制、神道石刻组合等诸多方面研究，探索南朝不同时期帝陵规制，使该保护的帝陵不被“漏掉”，使不是帝陵的墓葬究明真实“身份”。不要在帝陵陵区为了挣钱而不顾一切，只顾挣钱！现在狮子冲南朝石刻附近变成“公墓”区，当地人把它开发成新的“墓地”产业。因此当前在已经肯定这里不是陈文帝陵的情况下，要尽快搞清楚墓主地位，以便更好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迫不及待的。其实要说清楚也好说，定性是帝陵就该果断点儿，但不等于说让你挖帝陵。可以把帝陵陵区相关文化因素究明，基本找出个规格，底下不挖。
记者：一般以什么来判定帝王陵？
刘庆柱：帝王陵有个规律。现在知道最早的是商代王陵，商代王陵上面没有封土。陵墓过去叫坟墓，上面土堆叫坟，底下叫墓，最早叫墓而不叫坟，孔子说：“墓而不坟”嘛，在孔子那个时代之前，人死了地面上没东西，都埋地下，但埋在地下怎么知道是帝王陵？你不能说以出土文物的多少来定，因为暴发户也一样搁好多东西。埋葬哪些东西象征着身份？舆服制——看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驾6匹马、4匹马，还是2匹马。6匹马就是天子的。还有墓室的门，老百姓的都一个门，当官的是2个门，当皇帝的是4个门，前后左右都有门。因此东西南北都有门的墓叫“亚”字形墓，地上的标示是什么呢？比如汉代有11个皇帝，墓有多高也有不同，30多米高、边长是170多米的都是帝王墓，凡是帝陵旁边高为25米左右的就是皇后墓。再有，到北魏后，陵墓前有石刻，石人石马，也是身份的标志。从唐武则天开始陵墓前石人石马的规制就开始形成制度一直到宋、明、清。乾陵神道石像生规制就是：石人10对，仗马5个，鸵鸟1对，天马1对。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皇帝陵墓神道石刻类型组合、数量多少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其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常识就是真理
记者：考古学中您认为最重要的理念是什么？
刘庆柱：常识就是真理，考古学也一样，学问并不大，常识是最重要的学问，一定要重视常识，因为常识看似简单实际是最重要的东西。比如人都想吃好的，人都想生活好，人都有一个怜悯的心。这就是常识，古今都一样。再比如曹操墓有人说造假，我觉得这是常识问题，造假的人不会作假之后埋在墓里去。因为造假的本来是为了赚钱，埋在墓里头又赚不了钱。
而且，我一向认为术有专攻。对搞学术的人而言，你必须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和得了病要去医院，不要去找美容师是一个道理。记者 杜洁芳
(本报实习记者孟欣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