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业并购是长盛不衰的话题。十年前这一舞台上的主角基本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企业，而如今随着新兴经济体公司的异军突起，全球并购格局显然已呈现一片“新天地”。
东起——全球资本力量再平衡
今年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曾一度成为全球焦点。毋庸置疑，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和资本天平上，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主要经济体已经是沉甸甸的“金砖”，资本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从经济基础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2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已经达到21%，基本和美国、欧盟等量齐观。从增长势头看，自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的经济形势明显好于发达国家。IMF预测，2013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2%、3.7%、5.9%、3.5%和2.8%。反观“富国”集团，最好的美国预计也只有2%的增长。
从资本实力看，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提供了一个侧面佐证：截至2012年，中(不包括港澳台)、俄、印、巴、南五国的美国国债持有总余额全球占比约三成。
从投资动向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金砖五国对外投资近15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近10%。
强劲的宏观经济和充沛的资金供给，使企业快速积累利润，从而让其在全球层面经营扩张的欲望得以兑现。普华永道的一份全球并购市场资金流向追踪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2年间，中、印、俄、巴和部分中东海湾国家共投下1610亿美元用于收购美、英、德、澳、日、加等国的企业，比这些成熟经济体的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收购总额高100亿美元。单是2012年，新兴国家在收购成熟经济体企业上的总投入为326亿美元，是2005年的3倍。普华永道认为这一趋势有望持续，并改变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中，这些新兴市场公司被称为“全球挑战者”。波士顿咨询公司观察到，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相比，它们现在完成的交易数量减少，但规模扩大，并且旨在建立全球领导地位。而来自中国的“全球挑战者”成绩尤为骄人，其海外并购交易额从危机前两年的70亿美元增至危机爆发后两年的300亿美元，近两年则稳定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平上。
而且，随着并购格局改变，“全球挑战者”和欧美老牌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发生变化。如今更多携手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更多技术交流，而非技术转让。这些变化正在不断深化并逐渐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
民进——并购主角多元化
观察新兴市场内部，一个新的趋势也开始呈现：过去来自这些经济体的收购方大多是具有国有背景的行业巨头，而现在大中型民企也逐渐加入出海并购的行列。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据德勤的统计数据，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企海外并购首次在数量上超越国企，占据并购案例总数的62%。
大中型民企出海并购的原因存在于多个层面。一些企业意在为产品寻求新的销售渠道，如印度惠普罗公司2012年收购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一些企业想借收购成熟品牌提高竞争力，收购著名早餐食品品牌瑞士维多麦的中国光明食品集团就是一例。另一家中国企业大连万达集团对美国第二大院线集团AMC娱乐控股公司的收购，则让自身完成了从地区集团向全球集团的华丽转身。
同时，新兴市场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也在发生变化，正从获取技术、立足国内市场销售，转向获取品牌和海外销售渠道、拓展目标国当地市场和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例如万向集团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锂电池龙头企业A123系统公司，巩固自身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中的领先地位。山东如意集团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私人农场库比农场，也是主动拓展目标国市场的尝试。
一项针对“未来三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最具潜力和前景的行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现代农业，其次是房地产，然后依次是消费／零售、文化休闲娱乐和矿业。
暗流——多重风险复杂性
回望历史，在全球并购故事书中有一个名字耳边犹存——日本。当年日本企业盛极一时，气势如虹。如今却时过境迁，只因经济周期和资本潮水的涨落难挡。同样，对新兴经济体的出海企业而言，虽然仍处于并购上升期，但风险已然显现。
普华永道的报告指出，来自新兴市场的投资者可能更容易获得资本，从而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并购，但这些投资者可能不能充分意识到并购交易的复杂性。
例如，新兴市场企业并购老牌欧美企业，可能为自身发展增添诸多优势，但文化、政策和增长轨迹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复杂性，甚至造成破坏。如果不能合理管理差异，并购活动就可能无法拓宽业务经营局面，反而会限制双方增长。这就需要双方对并购的范围、双方期望值、管控力度以及退出策略达成深入一致的了解，而这些因素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另外，监管风险也是一个重大“系统性风险”。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决策可以彻底改变合作关系的经济因素，不得不引起企业重视。
近期针对国内民营企业未来三年海外并购主要挑战的调查显示，对投资地法律环境和商业文化不熟悉成为首选项，其次是并购后整合能力欠缺。其他风险和挑战还包括目标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目标企业对中国企业持续运营能力不信任、融资渠道狭窄和政府投资审批流程复杂、时间长等。(记者谢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