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农民上楼绝不是城镇化
“城镇化的关键，是从体制上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改变农民的身份。”在采访中，张卫国强调，这也是之所以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的原因。
谈及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张卫国强调“积极稳妥”四个字，而不是盲目“拉土地面积”，不是“造城运动”。不破除户籍制度的壁垒，单纯靠扩充城市土地，绝对不能完全实现城镇化。“城镇化不是逼着农民上楼，让农民市民化，关键是让他们有身份认同。”张卫国说。如果农民进城，长期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居住条件，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得不到身份认同，那么农民很有可能重新返乡，去城市化也就出现了。
那么，城镇化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张卫国看来，城镇化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整体提升，也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统一前提下的提升。这条道路是一条“内涵型、效益型、生态型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城镇化三大问题需破解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扩张城市、大搞建设。其次，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第三，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
他认为，农业人口不能顺利向城市转移，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质量的提高，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使得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上涨压力始终不能消除。
李国祥表示，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市民化”速度相对较慢，超过1.5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生态是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提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城市建设、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关联。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与资源危机并存的阶段，社会、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城市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需要改变过去工业文明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让线性发展模式转变为循环的、低碳的、绿色的发展模式。生态城市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理念，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和谐幸福。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表示 ，城市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本消耗与经济社会福利呈倒U形关系，为提高不同地区人们的幸福感，对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绿色城市转型发展模式要求应有所不同。他认为，生态文明导向下的经济必然是“脱钩”经济，所谓脱钩，就是指经济社会在向上走的同时，资源环境、生态影响在向下走，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展必须要和土地消耗脱钩，从蔓延的城市变成紧凑的城市；城市的物质流必须从开放的、直线的、单通道的模式变成一个闭路的、多循环的、仿生的模式；消费模式应从购买、占有为主的模式走向使用为主，“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模式。(半岛都市报/记者 周晓荷)
让上楼农民分享制度红利
“用房产证在信用社抵押贷款8万元，把家里一层住宅改造成家庭旅馆，一个夏季就接待游客挣了4万多元。这是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居住在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的农民王德洋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2012年4月，河南省舞钢市的21户入住新社区的农民首批领到了房产证和土使用证。王德洋就是首批领证者之一。
记者在采访发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是单纯的让农民搬出平房进楼房，而是农村组织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而通过创新政策措施，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让“上楼”农民分享制度红利，是河南顺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
制度保障农民享有应得红利
新型农村社区的房子可以办房产证，使“死资产”变成“活资本”，是农民最欢迎的政策之一。 过去的民居因没有产权证明而只有居住功能，农民住房是真正的“不动产”“死资产”，有了“双证”，房子可以买卖、流转、抵押贷款，就变成了“活资本”。目前，河南省已有近1万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户领到了房产证。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节省出来的土地的收益该如何分配？河南省鼓励各地探索创新这部分收益的分配使用机制，让农民得到长远收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文茂林介绍，按照占补平衡的要求，建新型农村社区节约出的土地，首先是复垦，按占1补1.05的比例补充耕地，其余部分，村集体或农户可以通过以地入股，或流转、租赁等方式用于二、三产业，使土地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份，确保农民长期收益。
记者在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了解到，这个社区对拆旧村节约出的161亩耕地中的28亩先期进行商业开发，即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集体收益，大部分用于入住新区群众的建房补贴，另一部分租金收入作为社区物业管理费用，也用在了农民身上。
据悉，为确保农村节约出的土地规范交易，合理利用，新乡市正在筹备组建土地、矿业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腾退收益全部返还农民，或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机制。
尊重农民意愿建设新家园
2011年以来，由于各项支持措施的实施，河南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速，目前，全省几千个村庄在拆迁，绝大多数村庄平稳无震荡。记者调查中发现，除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多项优惠政策引导下，河南各地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热情空前高涨。郏县冢头镇王寨村支部书记王永军说，今年春，村两委班子带着全村六十多名群众代表跑了三个县，参观了十几个新型农村社区，大家都坐不住了，强烈要求尽快启动到新型社区建房。大家最终决定一步到位，建高层，这样全村可以省下400亩建设用地建一个批发市场，每户都可以分享租金收益。
目河南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蓬勃展开，不仅各级政府加大了投入，还带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
一是市场化运作模式，如离郑州较近的新郑市孟庄镇，引入开发商投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利用腾出的建设用地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商业地产，农民基本不出资，家家拥有一套有产权的住房。
二是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集体出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是全国知名的小康村，多年前已建成设施、功能齐全的生活小区，如今周边的15个村的群众纷纷要求并入西辛庄。
三是企业家出资捐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统计，2012年上半年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75亿元，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黑马”。据测算，每个5000人口规模的新社区，按规划建成，能拉动内需2亿元。河南省在建的2000多个新社区能拉动内需4万多亿元，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巨大力量。
先行先试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国家决策层关注并研究解决。
一是资金短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投入的大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仅靠地方财力，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尽快入住新社区的强烈愿望。而与此同时，有些中央转移支付和省级配套的“涉农”资金，由于有明确的投向，却不能有效整合使用。比如：教育口有危房改造项目资金，但要求必须用在村庄小学，不能用于新社区建学校。有关方面建议整合“涉农资金”，扩大地方政府捆绑使用的权限，向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二是新型城镇化探索政策支撑不足。河南将新型农村社区纳入五级城镇体系，但在涉及土地、资金、房产、税费等国家政策方面，还无法与城市接轨，缺乏一整套政策、制度的支撑。如农村土地权属的调整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亟须配套的法律法规支撑。虽然农民拿到了新社区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但按目前的政策，它仍需于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只能在本村组集体范围内交易，还不能真正进入大市场，成交的机会非常少。
与传统自然村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呈现三个新特征。
一是人口规模更大。按河南的规划，平原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不少于5000人，丘陵、山区不少于3000人。而在很多城市郊区、产业集聚区周边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口规模基本都在万人以上。按照规划，在5至8年内，河南约有4000万农村人口入住新型农村社区。
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传统村落里的村民仍以农业为主业，入住新社区后，大量的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产业化组织，而自己在更大的范围内就业，职业、身份变得多元而复杂。
三是村落家族、宗族关系被冲淡。传统农村以宗族、家族聚居为主，在新型农村社区中，多个村庄居民穿插居住在一起，家族关联度呈现弱化、淡化趋势。
围绕着新型农村社区的服务和管理，河南一些地方已展开了探索。开封市在所有新型农村社区创设“党建综合服务体”，将党务、居务、便民服务融为一体。通许县朱砂镇的徐汇花园社区，是6个村庄群众集中居住的大型社区，乡镇党委派一名副乡级干部任该社区党工委书记组建新的党组织，原六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任党委委员。他们将入住居民按楼号重新分组，将由居民选举居委会委员和组长，以落实“村民自治”。户籍警务、人口计生、工商税务、信访等、农技服务、物业管理、便民服务等都在党建服务综合体内设有办事窗口，综合体还设有居民课堂、法律事务及调解室、图书室、棋牌文娱活动室、党员活动室，并为青年志愿者、老年居家养老服务队、各种产业协会等社会民间组织提供活动场所。(经济参考报/记者 罗辉 郭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