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相传
1980年
她珍藏老师批红
这份32年前的文稿纸共有8页，每页400余字。几乎每一段都有修改，除了大段删除、修改句子外，有的地方，连标点符号都有修改。粗略计算了一下，修改的“红字”和王红的作文字数相当，大约有3000字。
2009年
学生珍藏她的批红
川大2007级汉语言文学1班学生小赵，至今保存着2009年写的一篇期中考试作文。3页作文纸上，每页都有修改。文章最后，王红批注“整体看，语言表达仍有滞涩之感，还需要多积累，多练笔”。
近日，四川大学档案馆向全校教师征集手写版教案、笔记，以此作为“川大记忆”收藏并展出。
尽管有点“不合主题”，文新学院教授王红还是决定捐出珍藏32年的一件“宝贝”——那是王红大一时的一份作业，在文稿纸上，老师批改的“红字”密密麻麻，与王红作文的字数相当。
王红将文稿纸拍图上传到博客上，引发很多网友的共鸣。“这是一种真正的师道。”王红说，“学生做得认真，老师改得精细。”她感觉，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种温润美好的氛围越来越淡薄了。
珍藏的文稿 密密麻麻的红字 饱含老师用心
日前，四川大学档案馆向全校教师征集早年保存的手写版教案、笔记，作为“川大记忆”收藏和展出。王红决定捐出保存多年的“宝贝”——那是一份大学时代的作业，她希望，以此“展示一种真正的师道”。
王红是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随后调至四川大学任教至今。这份作业，是王红1980年6月做的现代文学作业，那时，王红读大一。32年来，数次搬家，这份作业却一直精心保存着。
王红珍藏这份作业，并不是这篇作文写得多好，而是因为上面密密麻麻地批注着“红字”，那是现代文学老师党秀臣先生精心批改的。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这份作文题目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商人的典型——谈〈林家铺子〉中林老板形象的塑造》，文稿纸共有8页，每页400余字。几乎每一段都有修改，除了大段删除、修改句子外，有的地方连标点符号都有修改。文章最后，党老师还单独写了一段总结。粗略计算，党老师修改的“红字”，和王红的作文字数相当，约有3000字。
王红表示，当初写这篇作文，不仅学生的认识水平有限，就是教师的观念，也难以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设定的框架，这道作业题当年是课堂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从教后，王红翻看这份作业，心中对党老师愈加敬佩和敬仰。她常常想，当年，党老师的学生有53个，如果只给自己53个学生，自己能做到党老师那样尽心尽责吗？
现实的落差 批作业的老师 大学四年遇到一个
王红说，这份作业，像“懵懂的天地中透射进一束光芒，引我窥见一个温润美好的境界”。此后多年，“这个境界虽被无情的现实碰撞得百孔千疮”，但当年那种美妙的感觉却铭刻于心再也抹不去。她说，可能党老师也没想到，32年前他批改过的一份作业，会给一个大一学生的人生走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王红感觉，这些承载着师道的红字批改，如今已变成珍贵的东西，因为高校正慢慢丢失。现实中，很多现象让王红感到失落：“有多少名教授把教学当回事？把学生当回事？大家比的都是头衔多少，是博导还是硕导，谁的科研项目多。”
王红把这份作业贴在网上，引发很多网友的共鸣。
在成都某大学传媒学院读大四的小叶说，四年来，她只遇到一个“批改作业”的老师。老师姓廖，是教摄像的，每次学生写分镜头脚本时，廖老师总会在脚本下修改、点评。
小叶总结自己的大学老师，有超过1/3的老师，“上了课就散了，人都见不到，更不用说布置作业了”；有1/3的老师一般是一学期完了，要求学生写份书面作业，上交了，老师也没有发下来，最后成绩就出来了；还有不到1/3的老师，布置了作业，上交了，返回给学生，上面简单打个分数。
曾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小夏说，在国外读本科时，每门课都有三位老师，教授上大课，助教或教授上讨论会，助教或教授的研究生上辅导班。辅导班上，老师会辅导学生做作业，学生完成后用内邮传给教授，教授一定会回复，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怎样解决。回国读研后，很多课完全没有作业，即使难得一次作业，上交后也没有音讯。唯一一次动笔就是研究生论文，老师也只是点评一下。
师德的传承 她的学生 保存了她批改的作文
在四川大学，王红两次获得“优秀教师”一等奖，两次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二等奖，此外，还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和华为优秀教师奖。她主讲的《中国诗歌艺术》成为川大文科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学生们都说，“她是一个对学生很好的老师”。巧合的是，王老师修改的作文，也被她的学生珍藏着。
川大2007级汉语言文学1班学生小赵，至今保存着2009年写的一篇期中考试作文。小赵说，当时王老师要求写篇古文祭奠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记者看到，小赵3页作文纸上，每页都有修改。文章最后，王红批注“祭文下了不少工夫，也有写得较精彩的部分（如第二节）。整体看，语言表达仍有滞涩之感，还需要多积累，多练笔”。
小赵说，从批注的“红字”看，就说明王老师是非常认真看了的，下次写作文时自己肯定会非常认真。
话题讨论
高校教师的心思
为何不能完全放在教学上
“不能把心放在教学上，大学老师也有苦衷。”成都某学院中文系教授刘恒坦言，对教师而言，批改作业是有心无力。刘恒以自己为例，要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必须在任副教授期间，发表9篇以上论文，其中3篇必须是核心刊物（CSCI）上，还需要一部专著，完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从4级教授晋升为3级教授，除了一定论文外，还要省级或者国家级社科基金课题，以及各种奖励。刘恒表示，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就要为老师的考评松绑。
曾在某高校教授《法律基础》课的闫登伟表示，收入低，科研压力大等，很多老师倾向于做科研项目、校外兼职来增加收入，心思不能完全放在课堂上。
“在科研上做文章，在教学上走过场。”省教科所研究员纪大海表示，老师心思不在课堂上，这种现象从大学到中小学都存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师德，这是大环境的影响。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研究学者熊丙奇看来，教育“空心化”的原因，是大学行政化、功利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学生普遍存在一个问题，进入大学就是“混”文凭。这样相互作用，让教育空心化现象愈加严重。熊丙奇认为，要让“文凭贬值，教育升值”，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严格、规范的学历认证体系，并改革人才管理、评价制度，这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关键。
记者 杜玉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