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于1925年初春，由吴宓出面组织，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应聘为导师，李济应聘为特别讲师(其后还有马衡、林宰平加入)。六人当中最年长的是梁启超，五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李济，二十九岁；再看其他人，王国维四十八岁，陈寅恪三十五岁，赵元任三十三岁，吴宓三十一岁。这些国学大师个个正值盛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规模不大，活力却十分充沛。四位导师冠绝一时，王国维的甲骨文考证，梁启超的清代思想史、学术史，陈寅恪的中古史，赵元任的语言学，在当时均属不二之选。
王国维第一个告别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留下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中的这十六个字颇费猜详。殉清乎？尸谏乎？因家变而死乎？悲观厌世乎？为求“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而死乎？数说并存，群疑莫解。在那个年代，学者看不到精神出路，因此自寻短见，王国维固然是最突出的代表，但并非第一人，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便曾抢先数步，于1918年11月14日投北京积水潭自尽。
梁启超是学者，是报人，是作家，是政治家，他身上附丽的色彩十分驳杂。梁启超那支常带感情的魔笔启发过两三代人，他文思泉涌，不见枯涸，他理智风行，可化顽石。维新，保皇，排满，流质数变，最终拥护共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既是充满矛盾的人，又是解决矛盾的人。梁任公春风风人，化雨雨人，提携晚辈，尤其不遗余力。胡适称赞他为“可爱的长者”，徐志摩则以列于梁任公门墙之下为荣，都很能够说明问题。
陈寅恪的学问如何？吴宓与之交往半个世纪，最有发言权。在《空轩诗话》中，吴宓回忆自己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初次见面，这样写道：“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只要大傲哥钱钟书肯服气，这句话就能百分之百地成立。陈寅恪一生遭际悲辛，饱经忧患：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积极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惨遭“革职，永不叙录”的严厉处分，这位四觉老人的自缢身亡也被坊间认定为慈禧太后的“密旨”所致；父亲陈三立愤于日寇侦伺，绝食而死；兄长陈衡恪因寒湿侵身，英年早逝；至交王国维投水自尽，幽明永隔；再加上他的眼疾、足疾，乱世的颠沛流离，以书易炭，怀璧获罪。陈寅恪在“文革”时，助手被撤，牛奶被断，账户被封，高音喇叭架于户外，大字报贴于床头，一代大师遭此奇祸，令人唏嘘。
四人中，赵元任的人生最为圆满，尽管他少年时期就痛失慈严，但后来的路走得一帆风顺，称他为“天生快活人”，是不会有错的。他中年出国，在美利坚多所高校任教，著作等身。这位语言学界公认的斲轮老手通晓十余种外国语言和三十多种中国方言，“赵先生永远不会错”，美国语言学界对他有如是之崇信。他能谱曲，能作方言旅行(相当于口技)，能用一大堆同声同韵单音字创作幽默故事，可谓多才多艺。
算起来，除了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相始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都是中途(或去世或出国)离开。“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惊艳的一笔。前后招考录取七十四人，绝大多数人日后成为学界栋梁。”其中有王力、陆侃如、吴其昌、姜亮夫、谢国桢、杨鸿烈、高亨、刘节、蒋天枢，他们撑起了中国学术的一片蓝天。
为学者不可无师，除开误人子弟的那些不称职先生，凡是被称为良师、明师、导师的人，即为学术的传灯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后人探看，再探看。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七十四位门徒是幸运的，当年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能够拜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门下，哪怕只上过其中几堂课，也是超值的人生经历，何况他们亲承謦欬(qǐng kài)，少则半载，多则四年呢。
(王开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