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任职并不能完全阻断腐败
自2008年起，全国公安厅局长异地履职逐渐成为常态，“一把手”交流任命也更加规范。而各省范围内公安局“一把手”的换防之举，开始要更早一些，比如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公安局长，异地交流任职的达到15人。而早在2004年，浙江省90个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公安局局长等7个职位，就全部实现了异地交流任职，对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新提拔的上述领导，实行回避性交流任职。
“我们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在加大，但对领导班子成员中其他几把手的监督还不够。”林喆说，人情关系其实同样束缚“副手”，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都不宜用本地干部。
此次集中“落马”的公安局副局长，很多都是本省人士。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是广东德庆人，曾在花都、增城、白云等区（县级市）任公安系统主要领导，还曾兼任花都市政法委书记，最后任职则是在广州市公安局。贺富昌是浙江镇海人，任职于宁波市公安局。蔡建明是浙江杭州人，任职于衢州市公安局。
在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领导干部异地任职对防止利益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利益相关方的干扰、中立客观地执行公务是有帮助的，但是“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否到位却没有太大助益”。
“任何人手中握有权力和资源，却得不到有效监督，都有腐败的可能性。”任建明说，这与他是“一把手”还是“四把手”没有关系，“切实有效的监督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交通和通讯都很发达，异地并不能阻断人情关系。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位领导干部的亲属“吃空饷”，不安排在自己的部门，而是在别的单位。“这样的互通有无，实现利益交换，现在并不困难”，任建明说，所有的腐败都是利益冲突，异地交流任职并不能完全阻断腐败现象。
“我们说反腐倡廉要兼顾廉洁和效率，也就是说，要考虑反腐成本。”任建明表示，如果规定说，干部任职地点必须距离其成长地1000公里以上，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比如要解决其妻的工作、孩子的上学等问题，“而这对监督官员不但没有实质作用，还增加了反腐成本”。
林喆认为，对领导干部的党内监督主要靠党委监督，“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党委会虚空，监督主体缺位，一些好的制度落实执行不到位”。
“不是说制定了规范，大家就会遵守”，林喆说，全靠领导干部自律来预防腐败，存在“侥幸心理”。
任建明表示，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课题，仅凭一些具体措施并不能将腐败消于无形。无论是事先源头防腐还是事后惩戒反腐，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制度建设，并且“执行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