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去那偏远小海岛教汉语？
因为曾给印尼华文大报《千岛日报》做了5年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的专栏《童心》，于是得到常在印尼和广州两地穿梭的《千岛日报》社社长张明开先生的邀请，约我去印尼给华人的后代教汉语。我即想起上世纪60年代在印尼的排华惨剧，及其后长达32年的华文教育封闭———华语学校都被取缔，已有两代华人被剥夺了学华语的权利。
但是张社长再三诚挚地邀请。他原是广东开平人，上世纪30年代，4岁的他随父母下南洋，在印尼历经艰辛，成为成功的商人。印尼华文解禁后，他与当地志同道合的华人于本世纪初共创《千岛日报》，同时也在印尼多地热心促建和协办华语学校。他要我去教汉语的地方，叫打拉根，地属加里曼丹，中国古时称为“婆罗洲”。那里离赤道不足200公里，终年一个季节，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
我是广州人，为何要从文明繁华的城市，到那么偏远的一个小海岛去教汉语？
张先生说，打拉根岛是他4岁到16岁时生活的地方，现全岛有十多万人，其中约有7000华人。小岛四面是海，陆地有300平方公里。去任教的是一间华人捐款办的“印华三语学校”，学生中3/4是华人后代，长辈多是三四代前从中国四邑、福建漂过去的。现在会说汉语的，都是60多岁的华人，说着前辈“带去”的台山话、客家话、潮汕话……乡音可以传，汉字却日渐疏离。现在中国一天天强大，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有更好的前程，会说、会写汉语。
我为张先生的努力而感动，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则给出了最具亲情的支持：他愿意与我一起去印尼教学！
母子做了100天的准备后，在7月终于成行。
去到大惊：学生上课“方便”，写字“批发”……
飞机要飞3次，才从广州到达小海岛打拉根。
在印华三语学校，我们母子“走马上任”：我是中文主任，儿子是英文主任。
虽然在广州时什么“苦情”都预想过，但在印尼的教学，仍出乎我这个30年前就站上讲台的“老教头”的意料。
首先是学生上课没有纪律要求。按学校的规矩，上课时学生可以喝水、去洗手间，只要打个招呼就行。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可以高声地说话，做小动作，或者是走到门口的垃圾篓旁边削铅笔。
后来上课时，有个全班汉语说得最好的女生走上来，递给我一把尺子。她说同学们很顽皮，太吵了，老师用尺子打墙，大家就安静了。所有上课的老师都是这样的。打墙？这太没风度了。我拿过尺子，却好几次都打不出手。
后来发现，让学生写字，会暂时得到安静。但有些学生竟然不愿意在课堂上做写字练习。一个男生说，他要回家让爷爷看着他写。
我恍然大悟：原来都是长辈要他们学汉语，孩子是被动地学习。所以，他们不喜欢学，连写字都不知道方法。例如写“三”字，他们会在格子本上先写一行，写满了再回头写第二画，再写第三画。有的写完一页纸，却不能单独写出一个完整的汉字！
和我熟悉后，才有学生告诉我，原来，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写字快，等同“批发”……
这一切，与我在广州的教学相去甚远。在这里，所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全用不上。
自掏腰包发红包，学生大叫“恭喜发财”
8月份印尼有个斋戒节，老师向学生宣布各种事项，同时发了一张盖着学校圆印的小纸条。我好奇地拿过他们的小纸条看，问一名小男生是什么意思。他用印尼语说半天，我要求他说中文。
他与同学再三讨论后，才抖抖手中的纸条，说是“发财”。我无法抑止地大笑起来，因为我已看到上面写着两个日期。学校通知学生要发财？到哪里去发财？
我问他什么是发财？他也明白自己的解释不到位，就笑嘻嘻地把那张小纸条递给了我。拿着小纸条回到办公室一问，明白了：是学校给家长的放假通知书！
这里过中国的农历年时，学校也会放假。华人的家长就带孩子出门去拜年，见人就要说一句“恭喜发财”。所以孩子就用“发财”来表示放假这个意思了。
为了激发学生学汉字的兴趣，我决定举办一个中文写字比赛。全校有120多名孩子报名，但校内没有一个能容纳120多名学生写字的场地，最后想了个办法，就让大家到课室前那又宽又大的走廊，趴在地上写！
没法申请到给学生比赛的奖励资金，儿子看到我发愁，建议我们从生活费中省出来，奖励10名，印尼盾100万，够了吧？这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元，我们出得起！
比赛如期举行。100多名学生齐齐用心地趴在地上写字， 因为没有桌子，大家便无所顾忌地摆出各种姿势：有跪趴着翘高屁股写的，有全身俯趴抬头写的，还有的像卧佛，一手撑头，一手自在地书写……那一刻非常安静、平和、有序。学校的老师们都兴奋地在场边围聚，说以前从没见过学生这样积极认真地写字。
全体中文老师评出了得奖作品。得奖者中有1/4是非华族的学生。我们请印尼的校长给写字得奖者颁发了奖状，我用发红包的方式，给他们奖金。有个孩子一接到红包，立即大声说“恭喜发财”，其他学生以为是一种答谢的礼貌，也跟着大叫“恭喜发财”！
所有听得懂华语的老师都大笑不已……
教孩子认识“河”，竟是一件难事
这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河”，因为岛上没有河。但我所用的教材上写有“小河”，还要他们学一个形容词：很长，“这条小河很长”。学生们看着我，我却无法用更具体的汉语解释，让他们认识河。
有学生拿出他们从幼儿园时就翻读的字典，问我里面有没有“河”？ 这些字典没有目录，但从小家长就要他们当图画书来读，上面有印尼语、英语和中文。可是翻出“河”字时，除了“SUNGAI”的印尼文，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就唱歌一样地读，再写一行。
认知是一个文字学习的必然过程，但没有理解辅助的强硬认知，只是短时的机械记忆，没有生命力，更没有文化认同。我怎样让他们认识“河”？
后来有个印尼籍老师的课要带学生去水厂调查，我就跟学生一起去。其间不断地有学生走近我，用刚学会的词问：“河？老师？”我一直摇头。但我突然意识到：学生已明白了“河”是由“水”，而且是流动的淡水构成的！但这只是“河”的一个元素，更多的感知，我只能用视频解决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多么想念珠江的风采，她的平和、悠闲、宽阔与美丽；想念黄河的雄浑，如汤如浆的波浪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在课堂上看完我播放的幻灯片，学生问：“老师，河在中国？”
我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河。只是，我给你看的是中国的河。”
屋顶，住着一只怪物
我和儿子住进办校华人提供的一所新别墅，有200多平方米，屋外三面连着小院，满屋吹拂着温柔凉快的风。
我的房间上面是个又高又尖的红屋顶，很有热带建筑的风味。
3天后，儿子发现屋顶有个怪物。它天天都在叫，但看不到它的样子。我也开始觉得恐怖，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不久，因为房间漏水，请了一个20多岁粗壮结实的当地工人来修理。他爬上房顶不一会就跳下来，很慌张地比划着说，看到一条超过一米长的大蜥蜴！
听闻这一消息的华人朋友，都对我们说，不要紧，屋顶有它很好！
原来，印尼人视蜥蜴在屋顶为吉祥事。据说蜥蜴一身是宝。这一米多长的蜥蜴，若在市场上卖，要人民币好几万元呢。
于是，我们便与“怪物”为伴，天天听着它在楼顶欢叫。
L先生的收藏——一面五星红旗
很多华人成了我们的朋友。华人L先生开小车来请我和儿子到他家做客，说要给我讲一件秘密的事。
一边开着车，他已迫不及待地说开了。
上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顶峰时，L先生10岁。有一天他爸爸突然叫他帮忙，父子俩把家中唯一的衣柜挪动了半尺，爸爸伸手在柜子后什么地方摸索着，然后摸出了一件物品。爸爸拉着他的手，很紧张地说，这是自己一直收藏着的宝物，以后父亲不在了，你就得把它收藏起来。
什么宝物？L先生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面折得很整齐的旗，五星红旗。
L先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收藏这面旗，只是从爸爸的声音里，感觉到一种庄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明白自己将会毫不畏惧地藏好这面旗，并将会把这面旗传给儿子。
去到L先生家，我们看到屋内摆着古式陶瓷鼓凳，梯口的小柜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门上贴着大大的“福”字……中国人的习俗无处不在。
L先生本说要拿旗给我们看，但后来喝着茶，又犹豫起来。最后他说，收藏的东西，还是不拿出来好了。他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压抑和冲击。我们看到他站到屋角父亲的遗像前，久久凝望着，小声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后来，L先生给我们拉起了二胡。他在这里出生，二胡是从小跟爸爸学的“中国特色乐器”。他隆重地搬过那张陶瓷大凳，稳稳地拉开架势，先拉了一曲《万水千山总是情》，然后定一下神，又拉了二胡名曲《江河水》。
他的庄重与投入，让人肃然起敬。我们感受到一个生活在这个海岛小城里的第二代华人，那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
在印尼，华人会直接用粤语说“点心”、“叉烧”和“烧卖”。有朋友打电话给L先生，问他要从广州带什么礼物。L先生很大声、准确地用粤语说———“点心”。
告别的时候，我真诚地邀请L先生以后到广州游玩。我已想好要送他广州最好的点心。他笑得很开心，说他爸爸不知道，会有这一天。
我们不再说那面旗。那是他的藏品，真正的收藏。(赵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