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大雨曝城市核心区基础设施薄弱
前所未有的暴雨，能够淹死人的积水，给整个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灾害。
对于当前北京市排水系统的严重滞后，22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布”坦承，此次大雨反映出城市核心区基础设施的薄弱。
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郑江则表示，目前北京的排水标准较低，还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北京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至3年一遇，能适应每小时36至45毫米的降雨，只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能达到5年一遇标准。
“城市的日常管理主要就是指基础设施管理，这次暴雨暴露了城市排水能力偏低，规划和设计都需要进一步改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说，“在过去很短的20年、30年当中，我们的城市化由20%发展到47%，这是一个十分迅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建起来，排水系统有被忽视的倾向。而且很少有城市制定了排水系统的规划，都是发展一片做一片，缺乏长远的规划，而没有骨干排水管网，各个小区只能各自为战，水是排不出去的。”
在此次暴雨所造成的灾害中，最为惨痛的一点就是发生了多起人身伤亡。
根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通报的数据表明，截至7月22日17时，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暴雨死亡37人。
据通报，死亡的37人中，溺水死亡25人，房屋倒塌致死6人，雷击致死1人，触电死亡5人。目前，死者已有22人确定身份，其余15人正在确认中。
令人痛心的数字背后，包含着当前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缺陷。程晓陶认为，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观和官员政绩观的问题。
此外，预警系统也遭到了人们的诟病。
“不管是橙色预警还是其他什么颜色的预警，关键是预警发布之后有没有相关的硬性措施去落实，以保障人的安全。于是我们看到，即便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预警，北京国安的足球比赛依然在进行，依然有大量的市民四处活动。我个人认为，类似的责任或者措施应该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去落实。”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说。
“暴雨还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普通民众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风险意识，比如虽然不能知道暴雨具体会大到什么程度，但是看到暴雨的预报就不要开车出门了或者已经开着车出门就尽量避免去立交桥或者景区等相对危险的地方。”程晓陶说。
“北京遭受暴雨之害绝不是最近才有的，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深思，转变现有的管理模式，作出更长远的应对方案。”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陈凡说，他在2003年的时候就“领教”过在北京下暴雨的破坏力。“当时，北京一家都市报就是用一辆被雨水漫过顶部的轿车照片作为头版新闻图片”。
对策
法律资金管理应达到均衡状态
据程晓陶介绍，防洪分为两方面：一个是防外洪，一个是防内涝。在我国，防治洪涝灾害急需“转变理念”——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
“一些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城市排水的难题，是因为在诸如法律、资金投入、管理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程晓陶说，我国的治水理念、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复杂，必须采取法律、行政、工程等综合性手段，才能得以合理的调整。这是洪水风险管理的本质。而在上述构建过程中，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约束。“就拿改变现在城市这种‘先地上再地下’的发展模式来说，真正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通过立法来把这些部门协调起来”。
据程晓陶介绍，我国依法治水的历史较短，上世纪80年代才诞生了第一部水法，防洪法颁布实施时已经是1998年了。因此，防治内涝无法可依的问题十分突出。再加上我国社会又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一些法规实施没多长时间，部分条款就变得不适合了；一些条款仅仅有一个提法，没有达到可操作的水平。
“关于‘水’的问题地域性很强，国家层面出台的法律，只能是指导性的、原则性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当地特点的地方法规或实施办法。”程晓陶说。
在经历了整整60个小时之后，7月22日晚上，章羽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各种电话如同潮水般地打来。
“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再也不要遇上这样的事了。”在形容自己所亲历的这场洪水时，章羽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GAME OVER”，在洪水涌来的那个时刻，他确实感觉很多事情都“OVER”了。(记者 范传贵 杜晓 实习生 唐瑶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