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不是碰到梁太，我会少收获好几个让人心有戚戚焉的香港细节。
在完成预定最后一天的采访后，我们与新闻处的朋友共进午餐。
我们无意中聊到香港电台，新闻处一位副处长快人快语：“香港电台是政府办的公营广播机构，但它里边的新闻部却是独立的。这你能想象吗？是独立的！是批评的！”
大家都叫她梁太，身材瘦小，性格直率。她提到，有一次政府委派了政务官去香港电台做台长。
“他们新闻部用什么迎接他呢？用黑地毯。”梁太说，这是因为新闻部不想要外行管，“好可怜，那可是政府部门哦。”
这番介绍，让我们全都瞪大了眼睛。
梁太又聊起一个与香港品牌有关的故事。
早在2000年，香港请国际公关公司打造出一个“香港品牌”，其核心价值是：文明进步、自由开放、安定平稳、机遇处处和追求卓越。及至2010年，香港政府决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改变这一品牌。 “2001年主要对外，是要对全世界人说香港50年不变。我们今天需要检讨的是，这个地方的人民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追求又是什么？”梁太解释道。
特区政府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他们提供几十张照片，由民众自己挑选最能表达心情的价值。
很多香港人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有人选了会下金蛋的鸡，代表竞争；有人选了一架天平，代表公平；有人选了一个小渔村，代表历史；有人选了集会，代表自由；有人选了青山绿水，代表环保。
“你知道最多人选的是什么吗？其实有点让人心酸。”梁太告诉我，冠军是一张全家人一起吃饭的照片。
最终，新的香港品牌里，“优质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崭新的愿景之一。保育中环计划也开始同步推进，政府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大幅减少商场规模并扩大公众休憩用地面积。
“我想，公众参与本身也是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吧。”梁太补充道。
后来，我又专门和梁太聊了一次。再见面，她选择讲自己的故事。
她的表妹在深圳生活，表妹夫则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职位越做越高，已经升迁到北京。每次梁太到深圳，都是车接车送。
“觉得很平常，高干都有这个权力。”梁太说，“我们就不行，她来香港，我没有车子，也没有这个特权。”
表妹的儿子英国硕士毕业，她一个电话打到香港：“表姐，你在香港做副处长吧，很高啊，你介绍我的儿子在香港找个工作？”
梁太答道：“真的有点难，我还没有帮自己的儿子找工作呢。”
她对我感慨，原来这就是两地不同的地方。
“他们这么位高权重，还要找后门才能有把握找到一份工作。” 梁太说，“我没有这个权力，但也不用担心需要走后门。”
“我的儿子他要找工作，我没有担心。他有实力就找一份好的，或者第一份工作没有这么好，他干一两年，就可以凭他的实力再去考一份好一点的。”梁太觉得，这是她相信的价值观。
梁太是我在香港遇见的最后一个公务员。
六
如果把香港特区政府比喻一个人，我有时觉得，它像是一个谨慎持家却又做不了主的女人——她常常被批评、质问，但她也因此而变得更单纯与贤惠。
这个城市的繁荣，与这样的政府的的确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是简单的。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很低，没有复杂的政府表格，每年大概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这里的官员往往不会插手他的生意，或揩他的油，因为法律不会对这样的行为网开一面。前车之鉴包括一位接受了2000元港币月饼券即被判囚3年，并赔偿1万元的水务署助理督察，另一位退休警长似乎更加倒霉，他因为接受了免费住宿而遭来15个月的牢狱之灾。
香港是透明的。新的地铁线即将穿过一个街区，这里每个街角处会多出4叠塑封的地铁3D效果图，上面会详细标明地铁的工程进展。这些信息公开文件会细致到标明工程范围内有几百棵树，其中多少棵予以保留并要再种植多少棵这样的地步。只要登录香港特区政府网站，你可以轻松找到算上梁振英在内的所有政府人员的联系方式。而每当行政会议人员变更，媒体总会热衷于根据他们必须公开的利益申报，做出一份崭新的身价排行榜。
香港也是有人情味的。无论在富人区还是平民区，步行10分钟总能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公园以及一条弯弯曲曲的塑胶跑道；残疾人出门不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红灯亮起前，总会有“叮叮叮”的提示音响起，而过街天桥下，也往往设有升降式电梯。在香港第一个国家地质公园的门口，立着一个蓝色的锚型雕塑。那是1978年的时候，香港修建万宜水库，3名工人在工程中遇难，施工公司就仿照那些水坝上为挡海水而特制的锚型石形状，为他们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并涂成蓝色，象征海水。
香港并不缺少物质上的骄傲。这里有全球第二大的上市交易所和全球第二稳健的银行，有一条通往广州的高速铁路，还将有一座连通港珠澳的大桥。但它也需要立法会的吵闹，需要廉政公署的“请喝咖啡”，需要代表法治精神的泰美斯女神雕像，需要审计署的报告。它需要一个良善的特区政府——那个做不了主但一心谨慎持家的贤惠女人。
如果没有这些，香港很难被称为香港。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