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救人，并非一问了之
“幸亏有了问责制，不然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我对不起村民们啊！”沿江镇西岑村党支部书记冯某至今还十分感谢组织的及时“出手”。之前，他因碍不过私人面子，将村集体资金外借给村民，结果，借出去的5万元怎么都要不回来。冯某因此被镇党委问责，责令其马上将借款收回。
但是，钱借出去简单，收回来可不容易。镇党委、政府指派了一名机关干部担任他的帮教联系人，协助追回资金，经过多次协调，5万元外借款终于被收回，及时消除了不良影响。冯某感叹：“教训真是深刻，如果不及时处理，我还真不知会犯下多大错误，现在想想都后怕。”
桃渚镇城外村村委会主任王某，因在景区土地政策处理工作中推诿拖延，而被问责。镇纪委书记作为帮教联系人，不仅对其谈话教育，还与他一起到村里做工作，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了土地政策处理量的60%，并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带动了周边其他村的工作。
临海市村官问责制在问责的同时，建立了贯穿全过程的帮教联系制度。每一起问责案例中，都指定一名机关干部作为被问责对象的帮教联系人，负责与被问责对象谈心谈话、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指导工作开展。
“问责是一种手段，治病救人、推动工作才是目的。”临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奚国斌表示，问责村干部不是最终目的，不能“一问了之”，而是要帮助被问责的村干部及时纠正，以免小错拖成大错，后悔莫及。同时，广泛通报典型案例，给全市村干部以警示，让“不作为就要被问责”的认识深入人心，预防苗头性的问题重复出现。
问责加帮教的制度，帮助被问责村干部及时认识错误，并通过沟通疏导，消除抵触心理。
自由裁量，更待标准统一
目前，村干部问责制已明确各项操作规程，建立调查档案，并纳入村干部的个人档案。为了保证问责的公正、透明，临海市还将问责对象的问责事实、依据以及方式，及时在村、镇(街道)公开栏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临海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对村官予以问责的行为，都是结合近3年农村信访数据和镇、街道及村级干部群众的调查问卷，梳理出的农村干部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达到“对症下药”。
采访中，记者发现，临海村干部问责在制度设计上赋予镇党委、政府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了解问责对象的基本事实后，能根据本镇、街道具体情况出台实施细则，设置问责标准。
有的村干部提出，因为各镇、街道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施问责的标准有差异，比如同一行为发生在不同村，可能村干部受到的问责处罚就不同。
对此，临海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给予镇、街道较大自由裁量权，是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主意识不同和实际工作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导致了一种不平衡性，有的镇、街道运用村干部问责制比较充分，有的则比较宽松。
目前，该市也在开展相关调研，进一步明确问责自由裁量标准，保证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协调。
专家观点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陈国权教授：临海的村干部问责制是对村民自治的补充和深化。村干部在基层承担了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职责，需要有好的制度强化村干部的责任意识。村干部问责制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手段，与村民自治、基层党的建设很好地结合，对进一步提升基层民主素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规范村干部管理村务行为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用。(记者 袁艳 通讯员 黄曼影 吴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