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9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3月10日下午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日前，台湾报人张作锦先生在《联合报》撰文纪念他与朱先生的最后一面。文章如下：
今年3月10日傍晚，接到来自上海的一则简短电邮：“朱先生今天下午走了。”信末署名王桂芬。朱先生是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王桂芬女士是朱夫人。回想我去年12月29日在上海新华医院探望朱教授，前后不过两个月零十天，那竟是跟他的最后一面。
朱维铮是大陆著名学者，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历史学家，我本来没有机缘攀上这样一位朋友，只因他于2001年底应台北市文化局之聘，担任驻市学者三个月。龙应台局长办了一次“阳明山夜宴”，朱教授把酒论天下事，引出不少学术和非学术的话题。他谈话不疾不徐，而辞锋锐利；只因有学养的底子，广征博引，语语有来历，使人不觉得他张扬或专断。
朱维铮辞世后，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博客上说，“(朱)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既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就我与朱先生的接触经验，很同意易先生的话。
朱维铮写的与编的书有几十种，说“著作等身”不是过誉。我拣自己有兴趣的读过几本，发觉他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嫉恶厌俗，刚直不阿。譬如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一夕而得大名的于丹女士，听众追逐，书籍畅销以百万册计，《人物周刊》记者询问朱维铮的观感，他答说“她胆子大”，因“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朱维铮曾与蔡尚思合着过一本《孔子思想体系》，而对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形象和地位的变迁，也有过精彩的文章。
朱教授治学严谨，不仅是口头传道，自己也身体力行。去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他坚持回复旦讲完最后两个小时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通识课程。他提早到休息室静坐半小时，然后一丝不苟地讲完人生最后一堂课，下课就进了医院。
二十多年来，朱维铮应聘担任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等客座教授十五次，2006年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荣誉哲学博士。他虽然在国内外有这些成就和名望，但从不以学术地位傲人。我偶尔和他通电话或见面，他总是以故人之礼和温情待之。
去年底我自北京经上海回台，12月29日到新华医院看他，他告诉我肺癌已经转移。但他精神仍好，谈了一个小时的话。临行他要送我一本他的新着《重读近代史》，我说已在北京买了，他坚持要签名再送一本。另外他还送我一套由他策划和作序的《大师》系列录像，近代中国称得上“大师”的人物一百人，尽都入列，扉页题曰：“大师，苦难、艰辛和文化给予一个民族的馈赠。”
台湾大学生化科技学系许瑞祥教授精研灵芝，有助病人抗癌，我回台后向许教授要了五瓶，于1月30日以快邮寄出，但适逢春节假期，2月18日才寄到，也不知朱教授来得及服用否？
朱维铮教授毕生力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上海学界元老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而王先生也于2008年走了，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2007年，他送给我的那些书，仍神采奕奕的站在书架上。人生数十寒暑，明知此憾孰能免，但想起来总教人黯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