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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王努力共筑长沙城墙东面的“长城”，未必吴芮不可挂上此“始筑”的荣誉称号。此外，“城墙”内外，可能居民稀少，而葬有不同年代墓葬，这不能成为推断城墙有无的根据。
文/任波 图/徐晖铭
长沙城肯定不是一天建成的，长沙老城墙却肯定是在民国时期拆除的。现在我们的政府、民众和企业，都在关心潮宗街旁工地上挖出的一段120米的老城墙，这不止是我们的城市在以挽留的姿态怀旧，这恰恰说明——
壹
长沙城墙到底哪一年筑成？考古专家长期为此争论不休
上周六橘洲音乐焰火晚会上演“孟姜女传奇”时，不知是否有人想起：2000多年前，当征调民夫，修筑长沙城墙时，是否也有过对修城墙的争论？是否有像孟姜女那样的弱势群体，在高大城墙及厚厚的历史尘埃下，发出哭声？
在长沙考古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争论却是：长沙城墙到底哪一年筑成的？
南北朝时的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长沙城是西汉初年，第一任长沙王吴芮始筑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已故长沙考古专家黄纲正断然否定流传上千年的这一说法。
他说，吴芮在汉高祖五年来长沙，仅仅当了5个月长沙王，就去世了，他根本没时间筑起长沙城墙。
并且，从考古发掘上来看，在五一广场早就有战国时期楚国古井，有井就有市，有市就应筑有城，所以他虽然弄不清，长沙城墙到底筑于哪一年，但可推断在战国时期长沙应筑有城墙。并根据水井，参照楚国纪南城规模，黄先生推断，战国时，长沙城墙“四至”可能是：
长沙战国城墙，东面筑在犁头街、东鱼塘街；西到太平街；南达坡子街；北至五一大道稍北处。
不过，也有人在当年即不认同黄纲正先生的说法。
他们认为：A、如果长沙城墙只有他说的那么大，统兵带将出身的吴芮，调动他的军队，再征调大量民夫，5月之内，未必不能筑成小小土城，且看马王堆只是一个丞相夫人的墓，就修得如此奢华。
B、《水经注》表达的意思，恐怕不止是讲述从吴芮开始，长沙才筑起小小方城，郦道元的长沙“城”的概念，可能指的是沿着天心阁及建湘南路山脊，像修“长城”一样，将战国时期修筑的城墙连为一体，这奠定了包括魏晋时期及历代长沙城墙的制高点的占据及未来城市发展的空间规模。
再说，吴芮可能确实未修完长沙城墙，但只要是从吴芮开始，经吴姓数代
贰
彻底把长沙老城墙全部拆掉，难道就是民国时期开始的现代化？
近年来，一些人谈起长沙中山亭、被拆除的浏城桥，说这些建筑用的是“糯米和碎瓷”粘合的制作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坚固。
其实，这完全是“古墓派”的说法。
进入民国后，长沙城内的建设者，恨不得双脚都踏进现代化。中山亭和浏城桥实际上都用到现代的钢筋水泥，当年这两处建设招标方案及图纸，今仍留存在世。其实，长沙民国建筑，如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即有明显西化痕迹。
自从进入民国后，不少执湘政的领导人，热心把长沙城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进入现代化的第一步，他们认为应拆除长沙老城墙，让新鲜空气在城内流通，使老街不再逼仄，尤其夏天，不要让长沙城内居民像“蒸包子”躲在“发出怪味的蒸笼中”，如此才能让市民普遍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公共“卫生”。
更何况，民国时代稍有点文化的开明人士，都认为“到如今，‘红毛大将军’，敌不过几杆驳壳枪；石头城墙受不起几个开花炮。并且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商业上、交通上，诸多碍事”。于是以现代化和文明之名，长沙开始有序折除城墙，到民国十年(1921年)长沙城墙城砖全部拆除，最后仍然剩下城砖中间夹着的大土堆。直到1928年至1930年，长沙开始修筑环城马路，这些土堆才彻底清除。
长沙城墙几乎全部拆除后，仍剩下天心阁一段，民国十三年(1924年)省长赵恒惕委派省警察厅长刘武，将这一段城墙改作天心公园。
拆除长沙城墙时，曾有人建议，长沙应除天心阁外，多留几处城墙和城楼遗址，以供市民凭眺。但为了拆除城墙和修筑环城马路的方便，这个建议，并没有谁来认真听取。
民国著名报人李抱一在1926年湖南《大公报》讲“怪话”说：“近来城墙已连根拆去，东南北三方面开作环城马路，西方的建成了铺屋，便河也大半填了起来，再过若干年，将不晓得古时的城在哪里，池在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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