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两个焦点以外，我想恐怕另外一个焦点仍然是中国，因为这次我注意到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它专门针对中国设立了好多这种议题，包括中国经济的展望，也包括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探讨中国现在的这种经济实力等等，实际上也显示出在全球经济不太看好的情况下，实际上世界各国可能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寄予厚望，因为毕竟来讲未来可能中国有可能仍然能够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中长期的关注来讲，我想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长期关注，比如说全球性的这种能源、资源还有人口环境的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在医疗卫生这方面，他这次提出来是希望能够将来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医疗卫生的这种待遇，也包括引发设计、中小企业的成长、技术进步等等。这些都是达沃斯长期关注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您谈到了三个主要的看点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一个是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的方法和方向，再有一个是中国的这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我们先来再关注一下您刚才说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刚过去的2011年，世界经济还有它的贸易增长速度是放缓的，欧美的债务危机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动荡，新兴经济体也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通胀的高企，发达国家通胀压力也在逐步的显现，大宗商品的价格在高位的震荡。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世界经济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新的这些个发展方式、发展模式能不能使全球经济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呢？您怎么看这个模式的方向？
张建平：现在看起来经过上一次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的欧债危机，实际上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在看起来在经济制度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可能有很深的这种制度性的根源，比如说像美国来讲就是过度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和不足，虽然说美国是世界头号的发达经济体，同时就是说美国内部矛盾现在也是非常的尖锐，导致民众游行示威要占领华尔街。从欧洲这块来看，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制度性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长期实施这种高福利、高保障和高工资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制度的未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很难继续下去这样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来讲可能也需要变革的。
另外，包括欧盟自身的制度，比如说在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当中，过去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是有监管指标的，但是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可能缺少必要的这种监管手段和措施，导致一些南欧国家出现了现在很难收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有这些东西将来可能都需要从制度的设计方面，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从全球层面上来讲，实际上建立全球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比如说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方面，如何能够更多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寻求一个新的这种世界经济的经济秩序，这也是需要我们探索寻求的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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