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
调查中，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劳动与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其他在年终结算。到了年终，一些公司压低工资或者找各种理由不给全额工资。调查人员说，这种付出与收获出现的严重不对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价值认定感到迷茫，出现无视企业制度、无视公司发展，工作中较为随意的现象。
“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却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访谈中，一位访谈对象对此很是伤感。
调查显示，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的流动人总数占调查总数的35.75%。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前者的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身份导致的归属感缺乏，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处于边缘地位。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常笼罩在他们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又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调查人员说，这种落差下，比第一代农民工少了几分坚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不少人选择了逃避，甚至有极端者选择了死亡，“稚嫩的翅膀被过早地折断。”
2010年5月初，浙江某地3名“90后”农民工由于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再加上家庭沟通不畅、眼高手低吃不起苦，3个孩子心存压抑、悲观厌世，最后通过网络相约自杀，最终两人死亡。
而一家企业的行政人员向调查者介绍，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碍，在调查者访谈前两个月就有3人自杀。而在全省11个地市的调研中，课题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较前几年有上升趋势，“这是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现象和问题。”调查人员说。
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调查显示，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特征，他们务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薪资，不再把工资看作最主要的因素，不再满足于“养家糊口”。
如在调查“下班后主要做什么”的回答上，仅有1.3%的人选择做第二份工作。调查者说，这个比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要低得多。在访谈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认为，与其挣眼前那点工资，还不如去学习或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以求将来发展。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职业发展性、关系和谐度。“他们关注企业内部文娱活动、企业地理位置、企业工作和住宿环境、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发展路径以及为此提供的培训等等。”调查者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一线的生产工人，他们期盼能够进入管理层，摆脱纯体力劳动的工作环境。
“过年要放假回家”，“节假日加班要3倍工资”，调查人员说，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增强的特点，他们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追求公平。
调查者说，法律讲座是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的培训内容之一，他们已经开始学会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当遇到问题时，不再选择‘忍受’或者‘接受’，多数农民工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并求助于媒体。”
但据另一份“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着诸如住房条件差、超时劳动、子女就学难、社会保障不足等多个问题，也影响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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