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多重“紧箍咒”制约发展
草根NGO取得“准生证”很难，“生下来”要健康轻松地活着则更难。本报记者在调查这些社会组织的生存现状时感慨颇多。首先就是登记门槛的“难”，能最终在民政部门登记的还是少数；然后则是税收、经费、人力资源的“难”，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协会不盈利而且募款困难，因此税收对于他们来说，已成为很重的负担。最后则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的问题，套在它们脑门上的“紧箍咒”太多，要发展壮大举步维艰。
1.身份尴尬民政注册难限制公信力
虽然早在2008年深圳即已对非政府组织登记放开部分限制，但离很多非政府组织人士的期望仍然很远。深圳衡平机构就是工商登记，黄雪涛表示，“当时听说深圳对于社团组织民政注册部分开放，有想过进行注册，也有人热心帮忙。但研究之后发现，还是障碍很多，对我们做全国性政策研究与倡导的机构而言，还不适用。最后从成本与方便角度考虑，还是直接进行了工商注册。”
北京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一家专门以残障社会工作及残障法律为关注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就曾经尝试过在深圳进行民政注册。该研究所研究员杨冰告诉记者，当时听说深圳在非政府组织组织注册方面有松动，就想在深圳进行注册。“但了解情况后发现，像我们这样提供法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还是需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具体点说就是挂靠到司法部门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下面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最后只好在北京进行工商注册。”
杨冰表示，很多非政府组织希望进行民政注册，主要是想解决一个身份上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机构的公信力。毕竟工商注册的机构公信力有限，受众也会怀疑。”
2.资金难题
部分NGO靠自筹经费存活
如果说身份尴尬，让非政府组织感觉前途暗淡，那么资金上的困难，则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记者了解到，由于政府对于民间公益资金来源和使用，缺乏很好的监督措施，因此很难开放这类机构的募资渠道。同时，国内基金会的项目资源也很有限，对于草根非政府组织来说，很难分得一杯羹。对他们来说，从哪儿弄到钱一直是个难题。再加之进行的是工商登记，就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这更加重了资金方面的困难。
刘军介绍，目前红花草共有3名员工，按照每年五六百单的业务量，现有的员工数量已经被压缩到极致了。
据了解，目前红花草的经费，主要靠员工自筹，无法进行公开募捐，由于机构较小，也几乎得不到境外基金会捐赠。目前红花草主要依靠网络开展活动，不少业务因经费问题很难开展，就连员工待遇也很难得到保障。而有业内人士表示，靠自筹经费度日的NGO不在少数。
3.人才断层
理想遭遇现实难题
“在深圳从事非政府组织的普通员工，月薪基本在2700元到2800元之间，长期拿这种低工资是无法想象的。”刘军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少人选择离开。
从非政府组织辞职后进入律所工作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目前非政府组织行业薪酬普遍不高，有媒体用“血汗公益”来形容非政府组织的现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刘先生这样因为薪酬问题离开非政府组织的并不在少数，而因为其它原因离开非政府组织的也不在少数。在一家劳工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年，自己有不少朋友选择离开非政府组织，原因各有不同，“有一个朋友因为和机构的理念存在冲突，觉得机构的管理太混乱了，和自己的理想有很大差距。另一个朋友则是觉得目前很多非政府组织还是太草根，不利于自己的职业成长，他想去商业机构学习经验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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