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作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其形象在很古时代就被描绘在华夏的王者旗帜上,而与天子权力相关的一切,也都被冠以龙名、饰以龙章,海南黎锦的精华龙被也不例外。作为纺、织、染、绣四大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织锦美术工艺品,龙被长驱直入皇城宫墙,承载荣耀无数。
祥云氤氲,黄龙麟光闪闪,一飞冲天,势不可挡。这堪称华美富丽的黎锦,就是明代的《黄龙升天图》龙被。
自汉代起,黎族龙被就被作为贡品长驱直入皇城宫墙,宣示天子独尊地位。后来,龙被又当作国礼馈赠外邦显扬上国天威,或奖赏大臣以示恩宠,题材越来越广泛,图纹越来越多姿多彩。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说的,“艺术为人生开启了一个崭新局面,它为人生提供历史深度。”透过一幅幅艳若云霞、色彩斑斓的龙被,人们被带入一个中国传统多元文化在黎族民间融合的民族艺术世界,博大精深而如花似锦。
龙被“天上取样人间织”
至少在3000年前,黎族妇女就已掌握植物柔韧纤维加工和纺织技术,即麻纺织工艺,成为黎族纺织工艺的源头。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利用植物纤维纺织经历了从无纺布(树皮布)———麻纺织品———棉纺织品的过程,黎族的纺、染、织、绣技艺到了宋元时代更是突飞猛进,从自然的素服到五色彩服。直到朝廷贡品龙被的出现,将黎锦技艺推向巅峰。
据载,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开设珠崖、儋耳两郡,标志着封建政治势力开始进入海南。此时,海南有名的纺织品,也开始成为朝廷的贡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还说儋耳“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可见,距今2000多年前的黎族织贝已经堪称卓然不群的织品。
“黎族龙被产生于东汉明帝时代,是汉朝中兴的产物。”我省文史专家、海南省行政学院教授刘光前长期专注于龙被文化研究。他介绍,东汉光武帝十九年,海南虽然撤郡而归属合浦郡,但海南和朝廷的关系却因朝廷抚定措施的得力而更加密切起来,黎族织贝又重新成为贡品。黎锦光辉艳若云,人见人爱,正是由于朝廷对黎族织贝的重视和对黎族纺织工艺的垂青,黎族同胞又从强烈拒征织贝转为“慕义贡献”,促使黎族龙被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成为黎族织贝中的奇葩。
至汉明帝时,朝廷开设画院,广召著名画师、艺匠和纺织良工,专为皇室设计制作各种雕绘龙章龙纹的建筑和用品。此时,龙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黎族岁贡的织贝上。这种“天上取样人间织”的龙被,经过心灵手巧的黎家妇女的精心织绣,龙的形象格外生动传神,成为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推陈出新,龙被越发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蕴藏万物和谐之生态观
因黎族支系和居住地区相异,龙被各具特色。黎族龙被收藏研究第一人、
《黎族织贝珍品·龙被艺术》学术专著作者蔡於良说,龙被的款式有单幅、双幅、三联、四联、五联等不同幅式,图案不同,其用途也不同,有的用于宗教活动,有的用于喜事活动,有的用于白事活动等。
黎族龙被图案绚丽,色彩斑斓,耐人品赏,堪称稀世珍品。南北朝则从以龙、凤为主体的图案渐渐向生动灵巧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演变,有大象、狮、孔雀、鸳鸯、莲荷、牡丹、海棠等动植物图案,并且体现了佛教艺术的影响。盛唐以后,龙被图案千变万化,而以吉祥鸟兽成双成对花团锦簇的龙被最为流行。刘光前认为,其物化象征手法包括符号象征、物事象征和仪式象征三大类。
所谓符号象征,是指龙的图案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皇权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所有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所谓物事象征,就是借助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来表达某种意象,寄托着我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谓仪式象征,是指民俗文化在龙被中的广泛运用,其主要功能是表示对神仙的崇拜,对人的敬重、友好、祝愿,显示了理想美和人情美。“黎族龙被中的符号、物事、仪式等有形
无形的构成因素,都是具有中华民族特定内涵的文化符号。”刘光前说。
“黎族龙被张扬万物和谐的生态观,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文明观突出地反映在龙被中。”刘光前认为,从汉代肇始的龙被起,不论什么开幅什么图案的龙被,龙与龙、龙与凤、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中所有动植物之间,都处于和谐统一之中,天地万物“莫不实有以亲之”而各得其所,成为相依相亲相谐的生态图景。
多元文化在黎族民间融合
其实,龙被的民族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龙被艺术的汉字装饰方面。刘光前研究发现,龙被从早期开始就伴有汉字出现,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标名孝古,潺架鹊桥”、“天降麟麟子,今朝在我家”、“双凤朝阳”、“福、禄、寿、祠、禧”等等,这是最典型的民族特色。明代龙被《福禄寿三星图》中,汉字上绣有祥云,衬以五彩飘带和八宝图纹,“福、禄、寿”犹如从天空缓缓降临人间。这种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黎族龙被,令人叹为观止。
赋予龙的形象,龙被从甫经诞生就有着严格的政治内涵和特定意义。海口经济学院人文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暨艺术研究所所长周菁葆说,在元明清时期,龙被艺术的装饰图案有双龙戏珠、鱼化龙图、双凤朝阳、麒麟吐玉书、双狮戏球、福、禄、寿三星高照、喜鹊登梅、吉祥汉字,道、儒、佛三教图纹等,都出自宫廷,或者是朝廷指派宫廷画家携带设计图样来琼让黎族妇女绣织龙被,朝廷只要求黎族人织制作五爪、四爪龙纹的龙被,而不准黎民百姓拥有使用龙被的权力。
“龙被艺术中出现道、儒、佛三种宗教图纹,则反映出黎族在民间中的不同宗教信仰,折射出中国传统多元文化在黎族民间中的融合。”周菁葆认为,龙被艺术的图案、花纹的色彩运用具有非常高的美学价值。从工艺美术的角度上看,也是极其丰富,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品。龙被艺术在图式的色彩中呈现出的审美情感,在形态和色彩与生存背景的和谐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在明清两朝,龙被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没有龙的龙被大量出现,龙被于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许多龙被图案中代龙而起,是民间喜闻乐见的福、禄、寿星和其他神仙、人物、动植物吉祥图形,民族特色更加浓郁。随着清朝的灭亡,龙再也不是封建帝王权威的象征,龙被作为朝廷贡品的历史也结束了。不论有龙无龙的龙被,都能够在民间广泛地使用。然而,随着掌握古老织锦工艺的民间艺人相继去世,黎族龙被艺术濒临灭绝。对传统棉纺织工艺尤其是黎锦工艺进行抢救、挖掘和保护,已迫在眉睫。 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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