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
没有人知道那个四口之家为何背井离乡,来到广东。或许他们也与韩文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农村老家耕种小麦和芝麻时,“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没办法,他只有来到城市。
正因如此,那笔按工程期结算的钱款才显得更加重要。于建嵘认为,想要提高农民工的尊严,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使其劳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让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保障。否则,“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最终成为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
上世纪90年代,这位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教授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乡村实验。按照“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批租给乡镇,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
就在不久后,温铁军发现那里的农民可以享受许多市民无法享受的优惠政策,城里人的流行话也变成了“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有了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农民在是否进城打工上也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里,这或许是个好办法,但眼下实施起来却可能不再容易。在温铁军看来,“城市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体表达高度分散。”
“只有保护财产权益,才会有尊严。”温铁军表示。
没人能挽救那四口之家的尊严了,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儿子。然后,这个家庭就像几颗最最普通的尘埃那样,消失在傍晚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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