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城市里过着“鼠族”生活，而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没有人知道那个被雇来裸体的农民工的故事。有人记得他总是做些“搬搬抬抬”的工作，也有人声称他其实是个“卖废品的”。他像这座城市的很多建设者一样，面目模糊，姓名不详。
韩文德记得，最初，他和受雇者协商这次行动后付给他150元。可在街上，当老韩要求他脱衣服的时候，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给我加50元。”
最终，整场“裸体讨薪秀”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走了几十米后，由于围观者太多，这支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几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也从新闻里看到了韩文德的故事。于建嵘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农民工尊严问题都与欠薪相关”。“这件事比较极端，”于建嵘评价，“但没有必要指责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选择。”
除了用“裸体”来寻求社会帮助，那个四口之家和韩文德一样，都几乎再无其他办法。这或许就是农村与城市的禀赋差异带来的巨大问题。
在11月刚刚结束的2011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曾提到这个问题。在15分钟的发言里，这位站在讲台上的81岁老人首先谈到了3种资本：物质资本；以文化、教育、技术等为指标的人力资本；以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
从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考察后，厉以宁发现，以物质资本为例，城市里的住宅有房产证和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投资，“钱就到了”。可按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房子并没有房产证，在一个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时，他只能两手空空，无法带资进城。而在人力资本上，农村孩子无法像城市儿童那样享有优质教育。当需要比拼社会资本时，他们更没有可供利用的亲戚或朋友关系。
结果显而易见，“3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或许正因如此，这位老人总是反复提起“老鼠的故事”。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城打工，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住进一间被纸板隔成16个小间的地下室，与其他务工夫妻一起，过着“鼠族”生活。至于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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