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
事实上，关于“尊严”的话题已经进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者的视野。
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而“农民眼中的尊严”正是其中一章。
在进行调查时，项目主持者之一、华中师大政治学教授邓大才发动了自己的学生。他鼓励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学生报名成为观察员。在学生们返乡前，这位教授还特别叮嘱，不要用“尊严”这样抽象的词语，而是换种问法，比如“你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吗？”
就在2011年寒假时，学生们和务工者一起返回了家乡。这项调查最终覆盖了31个省、270个村庄和4794户农户。而在一组组数据背后，那位出身农村的教授发现，眼前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
调查表明，农民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感觉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
此外，年轻人的尊严感明显低于年长者。“年轻人有知识、有信息，又比较敏感，他们会把自己和城里人做比较。”邓大才说。
在结论处，这项调查写道，农民的尊严感有可能持续下降。“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滑势头。”
但至少在眼下，“缺乏尊严的环境”并没有使农民们停住走向城市的脚步。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壤，艰难地想要扎根于城市。《中国农民发展状况报告》的调查者发现，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农民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而这其中就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务工者。
就在那个四口之家裸体上街求助的同时，在距离电白县不远的深圳，又发生了一起农民工“裸体讨薪”事件。事件的主角、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已经在深圳生活了整整21年。但是当面对难题时，他就像很多初来乍到者一样，几乎找不出任何办法。
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他和13个同乡加入了深圳一栋27层大厦的外墙翻新工程。而今，他声称工程公司和工头拖欠他们共21万元。可工程公司却坚持，自己已经付清全部款项。
“我简直走投无路了。”54岁的老韩说。11月末的一天，这个“没什么文化”的中年男人找了张旧纸板，请人用黑笔重重地写下3个问句：“要不到（工钱）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
他举着这张牌子在马路边站着，心想“大城市总有个管事的”。可这个希望很快就被行人泼了冷水。“你这样没用。”一个梳辫子的男人走过来指点他，“你找个人，把他衣服脱了，上街去。”
就这样，韩文德从站在街边、举着牌子等待打零工的农民工里找了一个重庆男人，经协商后决定，付给他200元，“在街上站10分钟”。紧接着，就在一条人行道上，被雇用者“全副武装”起来，他脚踩解放鞋，穿着一条贴身短裤，戴上一张写着“黑心老板”的纸壳面具。韩文德和另一个工友则分别站在两侧牵着他。
那一刻，尊严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想着，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过年没法回家”。
有人问他，难道你就不怕丢了面子？
这一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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